兵事之外，舉“治河”、“文教”為文治主要。於治河，即治理黃河也，即為控製河水泛濫，疏通漕運河道。康熙“十六年略有轉機（指三藩兵事），中原已無動搖之象，而（靳）輔以先任皖撫，帝獎其實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為河道總督。”[36]先生引康熙言：“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可見重視程度。又雲：“聖祖為閱河而始巡幸。”“兢兢業業於武功告成之後，在帝尚為盛年，而持重有為若是，可謂有道之氣象矣。”[37]於文教事業，康熙也頗事提倡，當然他是作為文治政策措施的。先生說康熙“大勢稍定，即開‘鴻博’之科，網羅才俊，既修《明史》，並肄諸經。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諸書，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詔儒臣因前代之舊審訂修補，以便承學之士”。其編纂大量篇幅巨大之書籍，以為有益文教之興，並且超越前古，先生謂“唐之貞觀，宋之太平興國，明之永樂，皆同此宏願，而享國之永，舉不及聖祖”[38]。所列各書，四部以外並有《圖書集成》及《律曆淵源》等。先生於乾隆所編《四庫全書》有褒有貶，先生謂“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於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詔示學人，如高宗（乾隆）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亙古所未有”。繼又謂“其搜采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於毀棄滅跡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讎嫉之惡因”。[39]
講義於雍正之創製及雍乾武功之繼續，並於嘉道間各地各民族反清起義，均詳述始末，以繁不俱舉引。總之，先生致力明清斷代史研究，成績斐然。然有精湛處，也有不足處，今日言之，當更有可議處，我們隻能以不可苛求於前人的態度來對待。
三
先生喜為考證故實之文，於明清事案人物多有專篇，如明建文、朱三太子等，於清尤多，合“太後下嫁”、“順治出家”、“雍正承統”為《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另《科場案》《奏銷案》《字貫案》《閑閑錄案》以及董小宛、顧眉（橫波夫人）、孔四貞、香妃、顧太清（丁香花）五個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時代人事的重要意義，非一時興致漫然命筆之作。清入關定鼎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對漢族知識分子，是酷厲而無情，打擊一大片的。此科場案等四案文字正闡明情實。五個有涉曆史的女性的考證，考實釋疑，還其本真，也是快事。今舉其十餘篇，權作代表作雲爾。
（一）科場等四案
科場案為鄉試舞弊，順治十四年所謂“丁酉鄉試”，主要在北闈（在北京）、南闈（在南京）。北闈被朝臣奏有弊，審訊屬實，將考官分別輕重，或處斬，或降級，處斬私情重者，家屬都發配關外為奴。對南闈處分更加慘毒，正副考官和十七名同考官全部處斬。兩闈考生重行考試，有取有黜。先生辨正諸家私記誤處，取其情節近實者，以補官書缺漏，借明真相。根據所見李延年《鶴征錄》、王應奎《柳南隨筆》：“複試時，既威之以鋃鐺、夾棍、腰刀，又每一舉人以兩持刀之護軍夾之。”[40]直和對待重囚一樣。其引戴璐《石鼓齋雜錄》：“殿廷複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知名士，戰栗不能握筆。”[41]竟威嚇如此！
明清兩代科舉與功名相聯係，而禍福也隨之互為轉遞。觀所考涉及桐城方氏一族，南闈主考官方猷，以與作少詹事的方拱乾同族，又以其子章鉞參加鄉試中試、複試不及格，牽連成罪，方猷處斬，拱乾及其諸子章鉞、元成、亨鹹並妻子俱流徙吉林寧古塔。先生歎說：“父母兄弟妻子為家有一中試之士子，複試不及格，而一並遣戍寧古塔，在今日視之，豈非駭聞？”[42]清統治者這種擴大的行動，無疑是在為立威，也可以說是將科舉作遊戲。
《字貫案》是先生研考清代文字獄的第一篇文章。《字貫》是一部字典，內容涉及《康熙字典》，便成大逆不道。本文所引《東華錄》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醜諭：“閱其進到之書（指《字貫》），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禦名字樣開列，深堪發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先生認為《字貫》的編者王錫侯，乾隆十五年江西舉人。自述“九上春官”不第，“生平以一舉鄉試為無上之榮，兩主司（正錢陳群、副史貽謨）為不世之知己，此皆鄉曲小儒氣象，……要於文字獲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誅”。[43]又發感慨地說：“自《字貫》之獄興，清一代無敢複言字書者，桂（馥）、段（玉裁）諸家，以治經不能不識字，則盡力於許書，以避時忌。清中葉聰明特達之士，恒舍史而談經，皆是此意。”[44]《閑閑錄》案，亦乾隆間一文字獄，先生以“此案不見於官書。然蔡顯（《閑閑錄》著者）以一老孝廉，以文字致殺其身，門弟子從而遣戍者至二十四人之多，亦可謂大獄矣”。[45]本文據《笠夫雜錄》得悉蔡氏之生平。顯，江蘇華亭人，字景真，號閑漁。雍正末曾一度北上往來北京、保定間，依同鄉官京師者。後南歸。乾隆三十二年，顯年七十一歲。《笠夫雜錄》序為其弟子華亭人陸明睿作，謂乾隆丁亥（三十二年）蔡顯歸道山。實即以《閑閑錄》被殺，不敢明言而已。先生又據《笠夫雜錄》謂蔡顯“指斥邑紳甚多，若知府某也，禦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莫名輔世，邑生員。更有專條指其名而斥之，又斥入鄉賢祠之某紳；入節孝祠之某氏。凡此皆許氏所謂多雌黃，為郡某紳所嫉之證”。[46]許氏為許嗣茅，著《緒南筆談》，先生首引此文，雲：“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吾郡（鬆江府）《閑閑錄》獄起。《閑閑錄》者，舉人蔡顯作也。詩中多雌黃處，郡人惡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詩句，以為狂悖，遂棄市。”先生又舉所謂紫牡丹詩，其句為“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二語[47]。《閑閑錄》一書有劉承幹刻本，經先生索觀，“乃與此《笠夫雜錄》各條互有出入，蓋皆蔡氏未定之本，所傳犯禁之語，則均無之”[48]。
（二）董小宛等事考
董小宛為明末南京秦淮名妓，嫁當時東南著名四公子之一冒襄作妾。四公子者，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與襄也。襄，江北如皋縣人，家世顯宦富有。先生以有小宛在清軍南下被掠入宮之傳說，特作《董小宛考》以辟其疑。傳說中更以順治所寵滿族女董鄂妃，兩董字漢寫相同，混為一人，殊屬無識可笑！本文先舉“董小宛之歿也，在順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蓋生於明天啟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戌時，世祖（順治）始生而為小宛之十五歲”。[49]據此，順治二年清軍攻占南京連下江浙，為五至十月，豫王多鐸班師北歸。這年順治方七歲，何能納二十二歲之妃？此一事即足破疑。而先生又作詳察，引冒襄自撰《影梅庵憶語》及當時人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陳維崧（貞慧子）等詩文，鉤稽排比，以證真相。小宛之葬，據維崧所作冒襄及其妻蘇氏《五十雙壽序》：“視先生（襄）所愛之姬董，同於娣姒，姬歿而哭之慟，且令兩兒白衣冠治喪焉。”[50]可證小宛之死，當無疑義。又引冒襄作詩長跋有雲：“牧齋（錢謙益）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柳如是）為餘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從。”[51]冒董成婚原是錢柳出資撮合。若然如此，小宛有變，錢柳必知，錢的《初學》《有學》等集至乾隆時猶在流傳，小宛事能無些許表露？又舉順治五年小宛製金條脫（手鐲）以摹天上流霞事，《影梅庵憶語》記：“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條脫不去手，以勒餘書故。”[52]這種細微情節猶然記及，生掠之事，無疑出好事者之捏造。先生更指出董小宛墓即在影梅庵中，這難道是座衣冠塚嗎？並說：“迄今讀清初諸家詩文集，於小宛之死，見而挽之者有吳薗次（綺），聞而言之者有龔芝麓（鼎孳），為耳目所及焉。”[53]文中於冒、董行跡考證極細，足可澄清事實，歸還本真。且責斥好事之徒，“倒亂史事，殊傷道德”。
考證孔四貞事，目的在於說明，順治九年孔有德以降清明將，封定南王，駐鎮廣西，被李定國圍困桂林自盡後，清統治者對孔氏部隊如何控製的策略問題。有德死後，四貞尚在幼年，收育清官為太後（孝莊文皇後）養女。順治十三年定宮製，奉太後命預封四貞為東宮皇妃，待年成婚。載在《實錄》[61]，先生失檢。順治逝世，四貞由太後作主配嫁有德部將子孫延齡，以其曾有婚約。當時滿洲風習並不忌此。而主要用意，則在使四貞以公主身份去統轄孔軍。先生考據官私記載，窺察清廷措置和動向，用意實為明顯。先生並指出四貞入吳三桂軍，其夫孫延齡以首鼠兩端被吳所殺，而獨留四貞，正說明吳與清統治者同一意圖，都是為籠絡孔部助己。本文多采錄清初無名氏著《四王合傳》，因其書雖有荒誕之語，而重要情節卻與官書相符合，並有補苴之處，是一部可以采擇的著作。
四貞的封宮，也是為維係孔部，清初南中四藩並立，正如先生所說，順治末年子孔部主要將領線國安仍率兵駐廣西，“有德父子雖皆已死（子被李定國殺掉），而定南王不改革”。因而以四貞和孫延齡駐鎮廣西，因“非四貞無能馴國安者”[62]。以後，吳三桂發動叛亂，國安依附，可見駕馭各藩之不易。先生結語謂：“清廷厚結四貞，四貞卒亦圖報清廷。”[63]因為她終未附合三桂，最後回歸北京。
乾隆有妃曰容妃，世稱香妃，謂以身有奇香得名。好事者為之豔傳，實故作奇談耳。容妃為回族貴家女，姓和卓氏。先生感於對香妃“委巷之談，語多不經，熟於人耳。今考其可信者，以糾群說”。[64]本文據《清史稿·後妃傳》：“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劄麥女。初入宮號貴人，累進為妃，薨。”又參據唐邦治在清史館中所撰《清皇室四譜》：容妃“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以克襄內職冊容嬪。三十三年十月，晉容妃。五十三年戊申四月十九日卒”。有清一代，回女入宮者隻此一人。經先生考得，容妃入宮應在伊犁初定時，“兩和卓由準得釋時，以乞恩於中朝而進其女，非叛後以俘虜入朝也”。[65]此言為從大小和卓而推求由來，其非俘虜入宮則屬事實。乾隆為容妃築造“寶月樓”（今樓下辟為“新華門”）。先生謂：“所謂以貴人入宮，蓋承寵而後營建以處之，以其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乃不與諸妃嬪聚居，特隔於南梅最南之地，其地又臨外朝之外垣，得以營回風之教堂及民舍，與妃居望衡對宇，不隔禁地。此皆特殊之安置，非尋常選納之規矣。”[66]先生此文成於近半個世紀前。今已證實清東陵乾隆後妃陵園中，容妃墓塌陷，屍身浸朽，殮物可尋，棺上書有回文，義為“以真主的名義”。充分證明她是善始善終的。又從發現的容妃花白發辮來看，已是老婦模樣。管理東陵的同誌曾撰文詳考其生平，此不具引。更傳香妃懷刃複仇未成殉節，埋葬南疆喀什。今經新疆曆史工作者考查，此並非容妃之墓。我們必須注意，此雖屬考實一個清官妃子的事跡，卻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團結，非同小可。決不許聳動聽聞，無中生有之徒，製造仇怨故事，這不僅是錯誤，而且是有罪。
清光宣間人濫言，龔自珍和顧太清以詩文倡和生嫌遭害事。先生以為此故借豔傳，實誣龔、顧。《丁香花》一文即為辨白此事。龔自珍一代文豪，毋庸紹介。顧太清為貝勒奕繪側福晉，奕繪乃乾隆之曾孫，降襲貝勒，生當嘉道間，和太清並負文名，又多和漢族士大夫接觸。本文先敘奕繪世襲爵位，時代年齡及兩夫婦的詩文著作，又考得奕繪字太素，太清也為北京旗籍，但尚待確考。兩人唱和甚多，是清代滿族中難得的文學家庭。奕繪府邸位於北京西城的太平湖之東，府中以丁香花盛稱，故文章取此為題。先生說：“丁香花公案者，龔定庵（自珍）先生道光己亥（十九年）出都，是年有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中一首雲：‘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送與縞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傳定公出都，以與太清有瓜李之嫌，為貝勒所仇，將不利焉，狼狽南下。”[67]“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陽，以暴疾卒於丹陽縣署，或者謂即仇家毒之。”[68]傳者又言自珍南歸後，北來迎接眷屬，徘徊近畿道上不敢入都。先生予以考辨說：“定公集最隱約不可明者，為《無著詞》一卷，又有《遊仙》十五首等詩。傳之者以其為綺語，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69]先舉自珍離京情況：“觀其出都，並非狼狽，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當時與諸公別詩多至十八首，所別者數十百人。”[70]其中還有宗室多人，避仇何能如此坦然就道？又說就此兩種詩篇所成年代考之，皆在道光元、二、三年，下距十九年出都，時間相隔甚遠，“安有此等魔障亙二十年不敗，而至己亥則一朝翻覆者？”[71]至於詩中注明太平湖，並雲“縞衣人”，“蓋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贈定公之婦，花為異種，故憶之也。太清與當時朝士眷屬多有往還，於杭州人尤密，嚐為許滇生（乃普）尚書母夫人之義女，集中稱尚書為滇生六兄。……定公亦杭人，內眷往來，事無足怪。一騎傳箋，公然投贈，無可嫌疑”。[72]又“己亥為戊戌之明年，貝勒已歿，何謂為尋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蕩檢之時。循其歲月求之，真相如此”。[73]本文考述太清事跡甚詳，並評賞其作品，真可作一篇傳記觀。
四
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國傳統方法，曾道“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終以歐陽（修）、司馬（光）為標準，雖不能至，心向往之”。[74]又謂後世“於《新唐書》之文省事增，致為不滿……夫果文省事增，則文雖有刪節，事尚非無所流傳。若隻有《舊唐書》，唐一代事跡未免敘述太少”。[75]“觀《通鑒》取材往往在正史之外可知”。[76]窺其旨趣，即撰史必須廣征史料，剪裁精當，而後成書。於《清史》則謂“保存清史料之職責，今由故宮文獻館（今第一曆史檔案館）專任之，而他學術機關亦有分任，盡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並供清史成後補苴糾駁之用。斷無收合史料，責史家麕聚於一書之理”[77]。這就是說，史料與史書，截然為兩事，目的要求均不相同。這個道理，人人明曉，但作來實難。今天撰史動輒以千百萬言為計劃，不先有數倍於成書的史料長編，何由而得？從先生啟發之言，使人憬然感到，欲成巨著，必當用大力氣搜輯史料。當然，今天撰著史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理論為指導，同時也須掌握詳細而可信據的豐富資料，才能撰成精確得當的可讀的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