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說來，先秦諸子，實在沒有一個人抱著狹義的國家主義。當時一般學術思想，都抱有一種“天下觀”，所以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身、齊家、治國，最後還是要平天下。這個理想，到秦始皇時代，居然實現，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普遍的擺在一個大地麵上，希望隻要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
這種世界觀，又和西方耶穌教隻講未來天國，而不注重現實世界的，有不同。中國孔孟諸子，深細說來，他們並非沒有宗教信仰。隻他們所信仰者，在現實人生界，而不在求未來和出世。而春秋戰國時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時，已經算到達了。至於當時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時不能接受我們文化薰陶，我們暫時且不理會。待他們能和我們處得來的時候，我們再歡迎他們進到我們疆界裏麵來，和我們一起過生活。因此那時雖還有化外蠻夷，但因中國那時的農業文化，還沒有方法推進到沙漠、草原、高山等地帶去，因於和他們生活不同，而於是文化不能勉強相同；沒有方法來教他們也接受中國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則暫且求能和平相處便算了。
以上所說，隻在說明中國在秦以前，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期。在這期間，中國人已經確實實現了他們很崇高的理想。已經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觀念，而且也已相當地有成績。
四
到了第二期，秦、漢、隋、唐時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麵。這便已是現世所謂的“民族國家”了。換言之，秦時的中國，早已是相當於近代人所謂的現代國家了。秦以後，兩漢、隋、唐，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會的組織方麵。大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之達成，這便是漢唐時期的成績。我們總覺得，中國到現在為止，學術思想方麵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麵還超不出漢唐。漢唐這一段曆史，很難簡單講。如今不得已，姑且簡說一些。
一般人往往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我認為稱它是“君主”則誠然的，稱它為“專製”，那就未免有一點冤枉。中國社會，自秦以下，便沒有所謂特權階級之存在。政府裏麵的做官人，並不是社會上享有特權的貴族。那麼秦漢以下，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現在時行的話來說，什麼人才可以參預政治呢？中國從漢以下，國民參政，均有一種特定的製度。漢製先入學校受教育，畢業後進入政府曆練辦事，做事務官，當時稱做“吏”。待他練習實際行政有經驗，有相當成績，便得推舉到朝廷，再經一度考試，才正式做政務官。至於官階高低，則由其服官後成績來升降。魏晉南北朝以下，此製有變動，但大體總有一製度。唐以後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舉製。所以中國自漢以後，固然有皇帝，但並沒有封建貴族。又並沒有由資本家變相而來的財閥貴族。做官人都由民眾裏麵挑選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來充當，並在全國各地平均分配。東漢時，大概二十萬戶口中，可以有一人參政。直到清代，各省應科舉的人，都規定錄取名額，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單由這一點看，中國傳統政治，早不是君主專製。因全國人民參政，都由政府法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試製度所規定的考試時日，兩百幾十年來也未曾更改過。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實在不能說它是君主專製。
在這樣一種政治情形下，便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情況。春秋戰國時，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階級，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後，封建社會早沒有了，那時本可有漸漸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求貴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著求富的路走，這本是極自然的。中國地大物博，也很適宜於經商發財。但一到漢武帝時，定出新法規，規定讀書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經商做生意。而且規定有專利的大商業都由政府經管，人民經商所得稅又抽得很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謂的“統製經濟”那一條路。這時候，封建製度推翻，私人經濟又不能無限發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試製度來，規定國民有受教育經選拔得參政做官的權益。這種情形，在當時中國人心下，大家覺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會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來，大家在教育文化上著意努力，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種出世的宗教，來求安慰；換言之，他們就可在現實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這樣說來，諸位定會問，漢代製度既然如此好，當時生活又是這樣合理，為什麼漢代又會衰亡的呢？這問題急切不能詳細答。這等於問，你今天身體健康，很強壯，為什麼後來又會生病的呢？又好像問，你現在已經吃得很飽，為什麼等一下還要餓，還要冉吃的呢？這些問題，本可以不問，問了便牽涉得太遠。但是我們總不免要問，漢唐時代的政治社會，既然這麼合理，為什麼如今卻弄得這樣糟？這問題，我冉往下是要說明的。我們都知道，自漢末大亂以後，那時的中國人，便覺得這世界現實沒有意義，政治不清明，社會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極悲觀，便轉而信宗教，信出世，希望來生；那便是當時新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環境生活如此壞，但又不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消極呢？這因現在人覺得有外國人可靠，還像有辦法。從前希望在來世，現今希望在國外。因此現在中國人崇拜了洋人，卻不易信宗教。如果我們有一時真覺毫無辦法，那就隻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晉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別多；直到唐代統一盛運再臨，才又恢複過來，再走上現實人生的大道。
漢唐兩代的情形，現在不能詳說。大概宋代以下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都逃不出漢唐成規。因此我們普通多說，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會，好像沒有什麼長進了。但我們並不能因為漢唐的學術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說漢唐沒有長進。因為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一輩聖賢，都已將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再超出。問題隻在如何般去求實現。漢唐的成績，在能依著先秦人理想，逐漸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現出來。那實在也是了不得。中國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它們。這不能因此便說中國不長進。我們現在所謂漢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學術思想方麵言，說漢唐時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學術思想的範疇。但我們要是進一步來說，先秦人的思想雖高，可是隻存空言。而秦以後漢唐諸代，卻確在依著它實幹，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漸在社會上實現。直到宋以下，政治社會，一切規模，都逃不出漢唐成規。這便不好不說是漢唐時代的進步了。在這裏，我敢大膽說一句，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依然逃不掉漢唐規模。如政治的一統性，社會的平等性，便是漢唐的大規模。
五
現在我們再說，漢唐諸代，建下了平等社會和統一政治的大規模，那時候的社會政治，比較先秦是很有進步了。政治清明，社會公道，國家富強，人生康樂。在這種環境下，一般人又將想些什麼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進他們的心坎。這時候，中國人對人生最高理想，便把來放在如何發展各自的個性這一問題上。中國社會自始便懂得顧全大體，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顧令大體，側重大群生活，並不一定要犧牲個人的，而所謂個人幸福，在中國人心中，主要是在各個人個性的發展上。上麵說過，中國文化，自始就在一個大範圍之下平鋪著。待這一個大範圍安排妥帖了，便想進一步，在此大範圍之內，來要求各個人的個性之如何而可以盡量發展。中國人並不嗜好武力，也不貪求財富。因中國人也懂得，武力與財富，盡是外皮的，並不即是人生的真內容真幸福。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再進一步來期求各人內在個性的發展。個性發展的真實表現，一般說來，最主要的是在文學和藝術。其實文學亦即是藝術之一端。那時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上。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任務了。
兩漢時代，中國經過了四百年長治久安的時期，那時已漸漸開始講究到文學和藝術。但後來國運中衰，遇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混亂，局麵未能安定；於是把當時人要走的路，臨時又中斷了。一到唐朝，社會又漸漸安定，於是文學藝術再度發展。所以說，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時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會最理想安定的時期，莫過於漢唐。而文學藝術的普遍發達，則在唐代開國以後。這是中國文化史演進三大曆程，值得我們鄭重提出，來加以證明與闡述。
唐以前的文學，大體說，可分兩大類：一類可說是“貴族的”，另一類則可說是“宗教的”。藝術也是一樣，那時也隻有“貴族藝術”和“宗教藝術”之兩大類。姑舉實例言之。如圖畫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宮或廟宇。建築亦然，大建築也隻是王宮或廟宇了。這都隻可算是貴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漢代文學，像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之類，那便是我所謂貴族文學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類，則是宗教文學之好例。到唐代開國以後，中國的文學藝術，才逐漸由貴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轉化為口常平民的。我們以整個中國文學史來說，唐興以來才是平民文學的時代。以整個中國藝術史來說，唐初才有平民藝術之生長。我覺得唐代文學藝術境界，像杜工部的詩，韓昌黎的散文，顏真卿的字，吳道子的畫，這都是和先秦、孔、孟諸子的學術思想一樣，同是達到了一種超前絕後至高無上的境界。若說秦漢以下，中國不再出孔、孟、莊、老，便認為是中國曆史不進步；則試問如杜、韓、顏、吳，他們的詩文字畫，以前何曾有過？這不該說中國曆史仍在進步嗎？當知中國文化之特別偉大處，並不在推翻了舊的，再來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後，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僅不須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後仍可有另一番新的興起。而以後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價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見中國文化之真實偉大處。
現在要問，為什麼中國的文學藝術，要到唐以後才普遍發展呢？這因漢唐時代，政治社會雖都有很顯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時，還是有變相的貴族之存在；須到宋以後，連變相的貴族也根本沒有了。說到大門第，宋代隻有韓、呂兩大姓，但也不好說他們是貴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從平民社會出身。宋、明兩代，中國社會上，始終不再有貴族，不再有特殊階級。隻有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我們不妨說，那時的蒙古人和滿洲人，是中國社會裏的特殊階級。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向前演進所希望到達、應該到達的。換言之，那是一種外力壓迫而強之使然的。
若論社會經濟，宋以後，卻一天天的繼續發展。唐朝還用布帛做貨幣，宋代則已經用鈔票。可見唐以前社會經濟還不很活潑，宋以後就更見活潑了。但這裏有一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唐以前，中國社會還不免有貧富懸殊；而宋以後的社會經濟，卻反而更趨向於平等了。經濟更活潑，而財富更平等，這不是一件極可注意研討的事嗎？這裏便可見中國文化演進之大趨向及其大意義所在。可惜我們此刻，對此問題，不能細論。姑從淺處說。
中國社會本來從事農業的家庭多，但他們對於子弟，總希望能讀書，求仕進。無論那一個家庭，如果隻有一個兒子，那麼他自然要操作生產，沒話說。但如果有兩個兒子，便可想辦法，哥哥多做些事，讓弟弟空些時間來讀書。如果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小弟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因為讀書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參加政府考試，希望進入政府做大官，於是揚名聲，顯父母，光大門楣。這也是中國人喜歡多生兒子的一原因。隻要家庭裏有受教育的讀書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後便中落。這因做了大官，獲得高俸厚祿，就可以不慮衣食，子弟們都可讀書，不必再從事生產勞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國的考試製度，是永遠開放，永遠允許著盡量競爭意味的。於是那家庭，經曆幾代後，如果考試不如人，不能進取，也就無路可退，隻有重轉入貧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後的社會，許多達官貴顯，不過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這一現象，永遠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國藩家書中，還是常常勸子弟一麵讀書，一麵仍要不忘耕作。因為唯有如此，才是可進可退的良策。於是宋以後的中國人，才始終維持著一種務農為主的經濟，常使社會平等，不再有階級懸殊。而讀書人則愈推愈廣，數量也愈增愈多，學術風氣也益形發展。試問那樣的一個社會，不在武力上財富上無限向前，而隻在教育上文學藝術上不斷進步，是不是可說為一種比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個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