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一情形，這就是宋以後，宗教信仰漸次淡薄了，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宋以後的中國，已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教育限於門第，未能普遍到民間。因此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去到寺院或廟宇裏。待他們走進寺院廟宇，自然易於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極普遍，讀書再不必跑進寺院廟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
第二，中國的藝術文學，在其本質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這一層說來極微妙，很難說，但仍不妨姑且淺略地說。上麵說過，宋以後的文學藝術，都已平民化了，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子，幾隻小鳥之類，幽雅淡泊。當你去沉默欣賞的時候，你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這時候，一切富貴功名，都像化為烏有，也就沒有所謂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一邊總有幾筆畫，另一邊總有幾句詩。甚至你晚上臥床的枕頭上，也往往會繡有詩畫。令人日常接觸到的，盡是藝術，盡是文學，而盡已平民化了。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你沉默體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說到房屋建築。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小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這種設置，看來極平常，但使你身處其間，可以自遣自適。這裏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麵所說，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這不能不說是宋以後，中國社會宗教要求衝淡之另一個原因。
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下，道德觀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番大責任，它要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一番大道理。這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轉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則並沒有這麼多的一大套他們隻說自由、平等、獨立，何等幹脆痛快。中國人則像被種種道德觀念重重束縛了。中國人生可說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責任，又不許你兼做生意謀發財。做官生活，照理論，也全是道德的、責任的。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這一麵，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麵來期求其平衡。中國人的詩文字畫，一般文學藝術，則正盡了此職能，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回到幽閑的心情、自然的欣賞上。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儻使你真能領略欣賞的話，似乎在那時，你一切責任都放下，安安閑閑地在那裏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我們把此看法來看西方文學和藝術，便覺得不然了。你若感覺到生活煩悶不舒服，試去看一場外國電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悶，可是結果反而會更增加了你的煩悶和不舒服。因為西方的文學與藝術，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個該向前爭取的目標；在批評你的當下生活，批駁得你體無完膚。西方的文學藝術因比較富刺激性、鼓勵性、鞭策性，它要你拚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闖到了一鼻子灰，那你隻有進教堂，哀告上帝，上帝會安慰你。這是中西雙方文學藝術內在性格與其社會使命之不同。可惜此處不能再詳說。
總之，中國在宋以後，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尋求一種富於人生哲理的幸福與安慰。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在那時代，則盡了它的大責任大貢獻。因此在唐以前，文學藝術尚是貴族的、宗教的，而唐興以來則逐漸流向大眾民間，成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國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遠大的理想。漢唐時代，先把政治社會奠定了一個大規模。宋以後，人們便在這規模下享受和發展。這就是文學和藝術到那時才特別發達的緣故。
六
如果沒有外來侵略，我們如上述的這一種富於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體味，當然是很舒服。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實在並不錯，錯的隻在他的世界主義上。要真實表現出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則非真達到世界主義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國人自始就自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大世界。中國文化在此一點上走過了頭，使它和現實的世界脫節，不接頭。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這上麵。倘若外麵沒有蒙古人，沒有滿洲人，那麼宋以下中國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說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夢，給蒙古滿洲陣陣暴風烈雨打破了，驚醒了。但為什麼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人入侵，我們可以抵抗；而宋明兩代外人入侵，我們就沒有辦法呢？這因為魏晉時代，中國社會上還是有變相貴族之存在；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大產業，屬下有大群民眾，他們一號召，總可有幾千幾萬人跟從附和，這樣就可獨自成為一個力量了。我們現在則稱他們是“封建勢力”，似乎封建勢力總是要不得。但社會上有一個一個的封建勢力擺布著，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兩代的社會，則沒有這種特殊勢力了。那麼外族一來，隻擊敗了你的上層中央政府，下麵地方就沒有辦法可以再抗拒。正因這時候，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勢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興勢力並未在中國社會上興起。那麼那時的中國民眾，就沒有方法組織成力量。人民既然毫無力量，那隻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沒有辦法了。
顧亭林先生在明亡後，想從事革命，走遍全國。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聞喜縣，看見一個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裏麵幾千人家都姓裴。他們直從唐代遺傳下來，還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時的宗法社會還是有力量，此下這力量便逐漸沒有了。那時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隻是平民的，隻是日常人生的，隻是人生的享受和體味。從另一意味講，那都走上了消極的路，隻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國社會，一般說來，又是一個真實平等的社會，便不易發揮出力量來。宋以後，中國國勢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
到現存，中國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開始，我們應該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樣鞭策呢？
第一，要恢複中國固有的道德。這就是上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那一番大道理。
第二，應使中國社會發揮出現代力量來。如今既不能回頭再恢複封建製度，又不能邁進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究競應該怎樣團結來發揮出力量呢？我們若沒有力量，便不能對付當前世界的其他民族。
第三，中國自古即以農工並重，商業亦隨而鼎足稱盛，隻不許有如西方商業資本主義之產生。像蒙古、西藏、南洋這一些地方，隻要他們不是農工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中國應該走進一步，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庶可再進一步達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可謂在工業上比中國更走進了一步，主要則在其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說是注重在求“盡人之性”。若要進一步“盡物性”，就得學西洋，在他們的科學上努力。但不能求盡物之性而忽略了盡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徑。則試問如何能在中國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學，像我上麵所說，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這個問題，很難用幾句話來解答，而真問題則便在這上麵。
中國的社會，隻要西方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中國固有的傳統。有人說，若中國人不推翻以往舊社會舊傳統，便加不進西方新科學。這話是真的嗎？中國人想學西方人新科學，曆時已將超百年外，為什麼總是學不上，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還是中國文化已經老了，不再有上進的希望？還是中國文化不宜於加進西方的新科學？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舊傳統不可嗎？其實問題都不在這上麵，隻因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社會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講中國史的人，往往說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兩方勢力東漸，中國的國勢便每況愈下了。其實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要是英國人不來中國販鴉片，不引起鴉片戰爭，沒有五口通商，難道清代政權還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中國還會永遠太平嗎？實際上中國社會，自乾隆末年以後，狀況已極壞。就是外國人不來，中國內部的腐化，也逐漸會曝露。自從乾隆末年到嘉慶一朝，已經不斷有內亂，從此爆發出太平天國。其主要原因，實在內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這已告訴我們，那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根本已經徹底敗壞，非經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國社會既已在極度動蕩之下，外力入侵，我們自然不能對付。若我們在最近這一次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能獲得一和平休養的機會，那麼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也許可以有辦法。我們並不能因為中國接受西洋科學文明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至今無所成就，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表示籠統的悲觀。
吾嚐謂中國文化乃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但中國亦非無科學。即如數學與醫學，中國皆遠古即有傳統。惟中國醫學亦偏藝術性，及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學。又如槍炮火藥，亦最先發明於中國。但中國人不願在此上繼續有發展，乃改為爆竹與煙火；而槍炮則由西方人傳去，不斷繼續發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國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亦得深具中國自己傳統之藝術化，把中國傳統文化來參加在學習中，為人生藝術增添進新的一番現代中國化才是。換言之，並不能說中國添進了西方科學化，隻應說中國複興了原有科學化。如此則更不易有病。
中國今後出路，隻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並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說到政治清明和社會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事，這些卻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好像花盆裏的花，要從根生起。不像花瓶裏的花，可以隨便插進就得。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本文為民國三十年冬，作者在重慶中央訓練團的講演稿，曾收載《國史新論》中。作者生前自言本文為《中國文化史導論》的總綱領，特於本書再版時，秉其初衷，將之移歸本書，以求完整。
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謹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