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代科舉製度，同樣為宋、元、明、清四代所傳襲，沿續達千年之久。這是建築中國近代政治的一塊中心大柱石，中國近代政治全在這製度上安頓。同時亦是近代中國文化機體一條大動脈。在此製度下，不斷刺激中國全國各地麵，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標而進趨。中國全國各地之優秀人才，繼續由此製度選拔到中央，政治上永遠新陳代謝，永遠維持一個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遠向心凝結，維持著一個大一統的局麵。
魏、晉以下的門第新貴族，因科舉製度之出現而漸漸地和平消失於無形。自宋以下，中國社會永遠平等，再沒有別一種新貴族之形成。最受全國各級社會尊視的，便是那輩應科舉的讀書人。
那輩讀書人大體上全都拔起於農村。因為農村環境是最適於養育這一輩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學並秀的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會，便不是孵育那一種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農村轉到政府，再由政府退歸農村。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們驚天動地的一番事業之後，往往平平淡淡退歸鄉村去，選擇一個山明水秀良田美樹的境地，卜宅終老，這在一方麵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種文藝薰陶的影響。即在城市住下的，也無形中把城市鄉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園林建築，帶著極濃重極生動的鄉村與山林的自然天趣。他們的弟侄兒孫，一個個要在這公開競選製度下來自己尋覓出路，自己掙紮地位，他們絲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獲的光輝。直要等到他們屢代書香，漸漸把一個最適合於孕育文藝天才的肖然環境隔絕了，富貴塵俗，把他們的家庭逐漸腐化，而另幾個優秀天才的家庭又開始，從清新幽靜的鄉村裏平地拔起，來彌縫了那幾個破落舊家庭的罅隙。
中國是一個傳統農業文化的國家，憑藉這一個文藝競選的考試製度，把傳統文化種子始終保留在全國各地的農村，根柢盤互日深，枝葉發布日茂，使全國各地農村文化水準，永遠維持而又逐步向上。幾乎使無一農村無讀書聲；無一地方無曆史上的名人古跡。農村永遠為中國文化之發酵地，不得不說多少是這一個製度之功效。
再從此滲透到中國人傳統的家族宗教“孝”，與鄉土倫理“忠”。若依近代術語說之，“孝”的觀念起於“血緣團體”，“忠”的觀念起於“地域團體”。中國人所謂“移孝作忠”，即是“由血緣團體中之道德觀念轉化而成地域團體中之道德觀念”。惟中國人又能將此兩觀念，巧妙而恰當地擴展，成為一種“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觀念，以及自然哲學“天人合一”與和平信仰“善”的種種方麵去。
我們隻須認識到中國文化之整個意義，便不難見這一製度在近千年來中國史上所應有之地位。我們不妨說，在近代英、美發育成長的一種公民競選製度，是一種偏重於“經濟性的個人主義”之表現。而中國隋、唐以來的科舉製度，則為一種偏重於“文化性的大群主義”平民精神之表現。偏經濟性的比較適宜於工商競爭的社會，而偏文化性的則比較適宜於農業和平的社會。
四
現在讓我們把唐代社會，再回頭作一概括的瞻視。唐代的武力是震爍一時的，再不患外寇之侵淩了。唐代的政治也已上軌道，帶有傳統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正在逐步上升。唐代的社會經濟，也可說一時沒有問題了，一般的平民，各有他們水準以上的生活。唐代社會早已到了一個內在安富外觀尊榮的地位。試問那時的人生，再需要往那裏去？在這問題的解答下，正可指出中國文化前進之終極趨向，讓我此下再慢慢道來。
中國文化是一種傳統愛好和平的，這已在上文述過，因此中國人始終不肯向富強路上作漫無目的而又無所底止的追求，若論武力擴張，依照唐代國力，正可盡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時，一般觀念已對向外作戰表示懷疑與厭倦。中國人對國際，隻願有一種和平防禦性的武裝。唐代雖武功赫奕，聲威遠播，但中國人的和平頭腦始終清醒。在唐代人的詩裏，歌詠著戰爭之殘暴與不人道的，真是到處皆是，舉不勝舉。中國人既不願在武力上盡量擴張，向外征服；同時又不願在財富上盡量積聚，無限爭奪。在唐代的社會情況下，無論國外國內貿易，均有掌握人間絕大財富權之機會與可能。但中國人對財產積聚，又始終抱一種不甚重視的態度，因此在當吋一般生活水準雖普遍提高，但特殊的資產階級，過度的財富巨頭，則永不產生。
根據唐人小說，隻見說：許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國境內經營財利積資巨萬，但中國人似乎並不十分歆羨。詩歌文藝絕不歌頌財富，這是不需再說的。這不僅由於中國政治常采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讓私人財力過分抬頭，亦由中國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這一方麵奮鬥。否則儻使中國人大多數心理，群向財富路子上去，則政府的幾條法令，到底亦防不住資本勢力之終於泛濫而橫決。因此唐代社會雖極一時之富強，但唐代人之內心趨向則殊不在富強上。隻因憑藉了唐代當時這一點的富強基礎，而中國文化之終極趨向，在唐代社會裏不免要花葩怒放，漫爛空前的自由表白了。
我所說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即所謂權力意誌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製度方麵，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麵。
中國文化在秦、漢時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礎，即政治社會方麵一切人事製度之基礎。在隋唐時代則更進而完成其第二基礎，即文學藝術方麵一切人文創造的基礎。這在孔子書裏特別提出的“仁”與“禮”之兩字，即包括了此一切。“仁”是人類內在共通之一般真情與善意，“禮”是人類相互間恰好的一種節限與文飾。政治社會上一切製度，便要把握此人類內在共通之真情，而建立於種種相互間恰好之節限與文飾上。文學與藝術亦在把握此人類內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節文表達之。全部人生都應在“把握此內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節文表達之”的上麵努力：
中國人理想的和平文化，簡言之，大率如是。政治、社會種種製度，隻不過為和平人生做成一個共同的大間架。文學、藝術種種創造，才是和平人生個別而深一層的流露政治、社會一切製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園林，文學、藝術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陳設，園林裏的花木布置。中國人的家屋與園林已在秦、漢時代蓋造齊全，隋、唐時代再在此家屋裏講究陳設，再在此園林裏布置花草。至於全部設計，則在先秦時代早已擬成一個草案了。
五
現在要開始敘述唐代文學藝術之發展，卻須搶先約略插說一段唐代“佛教之蛻變”。佛教來自印度，其本身帶有一種極濃重的厭世離俗的思想，尤其是初期的小乘佛教，更顯得如此。正值三國、兩晉中國大亂，人心皇皇一時無主，相率由道士、神仙、莊、老玩世的不嚴肅態度下轉入佛教，悲天憫人，蘄求出世，這亦是一時的不得已。不久中國佛學界即由小乘轉進大乘，這已是由宗教出世的迷信，轉到宇宙人生最高原理之哲學的探求了。那時尚在東晉末葉，南北朝開始的時代。但佛教精神無論大乘、小乘，要之有他一番濃重的厭世離俗觀，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到底有所不合。因此一到隋、唐時代，世運更新，佛教思想亦追隨演變，而有中國化的佛教出現。最先是陳、隋之際開始的天台宗，他們根據人類心理，兼采道家傳統莊、老哲學，而創生了一套新的精神修養與自我教育的實際方法，他們雖未脫佛教麵目，但已不是小乘佛教之出世迷信，也不是大乘佛教之純粹的哲學思辨，也並不專在一切宗教的威儀戒律上努力。他們已偏重在現實人生之心理的調整上用工夫，這已走入了中國傳統文化要求人生藝術化的老路。再由天台轉入禪宗，那個趨勢更確定，更鮮明了。而且也更活潑更開展了。
唐代禪宗之盛行，其開始在武則天時代，那時唐代，一切文學藝術正在含葩待放，而禪宗卻如早春寒梅，一枝絕嬌豔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開出。禪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現實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認取，他們一片天機，自由自在，正是從宗教束縛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現實人生來的第一聲。運水擔柴，莫非神通。嬉笑怒罵，全成妙道。中國此後文學藝術一切活潑自然空靈脫灑的境界，論其意趣理致，幾乎完全與禪宗的精神發生內在而很深微的關係。所以唐代的禪宗，是中國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與“文藝複興”。那時中國文化，還是以北方中國黃河流域為主體。但唐代禪宗諸祖師，你試一查考他們的履曆，幾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是在長江南岸的人。乃至在當時尚目為文運未啟的閩、粵、嶺南人，也在禪宗中嶄然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