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宗教理論建立在外麵“上帝”與“神”之信仰，而儒家則信仰“自心”。
二則：宗教希望寄托於“來世”與“天國”，而儒家則即希望“現世”，即在現世寄托其理想。秦、漢時代遵守著儒家思想的指示，大家努力向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境界而趨赴。他們隻著眼於現實人生之可有理想，這一種理想之實現，已足安慰人心的要求，因此不再有蘄求未來世界與天上王國之必要。但一旦王室腐化，士族興起，此種現實人生可有的理想境界逐漸消失，人心無寄托，無安慰，自然要轉移到未來世界與空中天國去。這是中國人民在當時感覺到宗教需要的一個最大理由。
印度佛教適於此時傳入中國。佛教思想中之慈悲觀與平等觀，這是與中國傳統觀念最相融洽的。而且佛家思想裏，更有與中國傳統精神極易融洽之一點，即在他的一種“反心內觀”的態度。我們可以說，古代希臘的自然哲學，與希伯來人的宗教信仰，雖則他們顯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同樣撇開自己，用純客觀的眼光向外探索。希臘人用的是科學方法，來尋求自然真理；希伯來人用的是宗教精祌，來信仰一個上帝之存在。無論上帝與自然，同樣“超於人類自身之外”。人類先須撇開自己，一意向外，始能認識此種科學或宗教之真理。
中國的傳統觀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則一切“著重在自身”，一切由自身出發，一切又到自身歸宿。他看世界萬象，並不用一種純客觀的眼光，並不覺得世界外我而存在，與我為對立。他卻慣用一種“物己融和”的，“人格透入”的看法。向外看猶如向內看，他常把外麵內麵看成一片，他把自己放大了，不認狹窄的自己與廣大的外麵互相對立。這一種態度，即在道家，也還如此。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在中國人眼光裏，沒有純客觀的世界，即世界並不純粹脫離人類而獨立。因此在中國思想裏，不能產生西方的宗教，也不能產生西方的科學。但佛教精神在此上頗與中國思想符合。他雖則成一宗教，但信仰的對象並不是外在的上帝，而是人類自身諸佛菩薩，這一層，正和中國人崇拜聖賢的理論不謀而合。因此佛教理論，亦常從人類自身出發，仍歸宿到人類自身。我們可以說佛教還是一種“人本位”的宗教。而基督教則是一種“天本位”的宗教。所以基督教要從天地創始上帝主宰說到萬物人生，而佛教則隻從人的身上，尤其是人的心上，說到外麵萬物眾生與大千世界。因此基督教極易與希臘哲學合流，而佛教思想則甚為中國人民所讚許。
但佛教思想有與中國儒家顯相違異之一點。儒家對現實人生抱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他對於人類心理有一種極深刻的觀察，認為隻要根據人類自有的某幾個心態，就此推擴，便可達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現實人生之理想境界。佛家則對人生徹頭徹尾的“悲觀消極”，他們並不主張改善人生，而主張取消人生。他們對人心又另有一種看法，他們根據另外某兒個人類心態，認為應該由此入手，把現實人生的一切活動逐步取消，以達到個人心境上之絕對安靜，即“涅槃”。乃至於人生之根本取消。在這上，佛家思想乃頗與中國道家為近。道家對於現實人生是悲觀消極的。佛教初輸入，即依附著此種在當時盛行的悲觀與消極的道家的人生觀而流布。
但道家與佛家亦有深刻的相異點。佛家“嚴肅厭世”，因此有出世的要求；道家隻消極悲觀，卻不嚴肅厭世，因此變成“輕蔑隨順”一種玩世不恭的遊戲人間。因此這兩種悲觀消極的人生觀，到底還要分道揚鑣，各自發展。佛教依附道家思想而流傳，道教又模仿佛教形式而產生。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前後，遂同時有道教之成立。但道教正因為缺乏嚴肅厭世的心理，所以到底不成其為一種真的宗教。嚴肅厭世的真宗教，到底是外來的，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所有。
五
再換一觀點言之，儒家是“純乎站在人的本位上”來觀察與辨認宇宙萬物的，道家則“頗欲超脫人本位”而觀察辨認外麵的世界。這一點，道家思想又似頗有與西方自然科學接近的可能。道家對現實人生，始終抱著一種黏著的態度。他雖對現實人生抱悲觀，似並不向現實人生求擺脫。他依然要在現實人生裏尋求安頓。他不像佛家直截主張取消現實，道家隻想放寬一步從超乎人本位以外的觀察勺辨認中來熟識此世界，然後操縱之以為我用，使我得到安樂與寧靜。因此道家思想常偏近於方術的。但他不能像古代希臘人以及近代西方人之活潑壯往，積極奮鬥，又不能徹底超脫自身，對外物真作一種純客觀的考察與玩索。因此中國的道家思想，他雖含著不少近於西方自然科學的成分，卻永遠產生不出西方的科學來。
道家既看不起現實人生，又不肯直截舍棄，他雖想利用自然，又沒有一個積極奮鬥的意態，因而曲折走上了神仙與長生的追求。這是人類自自在在，不費絲毫手腳，不煩奮鬥吃苦，而在自然界裏獲得了他種種的自由與要求之一種詩意的想像。在先隻如秦始皇、漢武帝，在現世界功成誌滿，覺得現實人生已達頂點，更無可往，日暮途窮，遂想訪神仙求長生，聊以自慰。後來東漢的士族們深感王室腐化，世事不可為，想在自己小環境裏藏躲逃避，自尋安樂，因而閉門習靜，焚香默坐，或誦經咒，或服食藥物。這依然是黃老方術，不是宗教信仰。
那時道家思想尤其盛行的有兩處，一在今山東、汀蘇省境，一在今四川省境。這兩處都可與印度發生交通關係。從山東、江蘇沿海乘海舶到交趾，這是海上接通印度的一條路，從四川向西南，從陸路穿過西南夷，從今雲南省大理入緬甸境，這是陸上接通印度的一條路。或許在東漢中晚期，印度佛教已不斷從此兩處漸漸間接直接傳來中中國社會正在厭倦現實人生，便無意中把他們所知道的粗淺的佛教傳說牽強附會到中國固有的道家思想中去。當時還不過為的消災降福，升仙長生。因此當時有把老子與釋迦同室祭祠的，在東漢的王宮裏已有此種風氣。這便是由道家漸漸過搭到佛教上去的開始。直到此種風氣，散布愈廣，滲透遍了廣大的農村社會，遂有漢末黃巾之亂，促成漢王室之崩潰。
在東漢王室崩潰以前，佛教在中國，隻在社會底層暗暗生長，還沒有浮現到社會上層來。但一到三國時代，形勢便不同。兩漢四百年的傳統王室，徹底崩潰，社會大亂，人心無主，傳統文化尊嚴掃地，中國人民遂開始正式的皈依佛教。中國始有正式僧人，並西行求法。西元二五九年，潁川朱士行出家，為中國有正式僧人之始。直至西晉末年，北方大亂，諸胡群起，那時佛法更見盛行。胡人中不少信受佛法的。他們自認在中國不是傳統的統治者，因此很情願來宏揚非傳統的宗教，最著名的如石勒之敬事佛圖澄，苻堅之敬禮釋道安，姚興之敬禮鳩摩羅什，北方佛教因受諸胡君主之尊獎而大宏。因此北方佛教，始終與政治發生密切聯係。但一切實際政治問題，到底不能仰賴佛法來解決，於是北方士族遂始終把握到領導實際政治的地位與權威。他們想要與佛法抗衡，便權宜的推出道教。
北魏太武帝時，開始有道、佛兩教之衝突。這一個衝突，以北魏大臣崔浩為中心。崔家是北方士族的代表，這一衝突，實在不好算是宗教思想之衝突，而是政治問題的衝突。崔浩提倡的是寇謙之一派的道教。寇謙之在當時被尊奉為“天師”。他采用了不少西漢時代的“五德終始說”，這已不是東漢以來流傳在社會底層消極的神仙長生的道教，而又重返到西漢時代儒生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的傳統上去了。在此衝突過程中，有“蕩除胡神，擊破胡經”的口號發現，可見這一個衝突，顯然是北方士族想把政治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的一種努力。一時北方佛法頗受壓迫，但崔浩一家不久便被族誅。佛法終於再盛。
據《魏書·釋老誌》統計，在西元五四〇年時，北方佛寺到達三萬所，僧尼有二百萬，這真盛極一時了。但是避調役，逃罪罰，並不能說真心信仰的，恐占多數。那時北方佛寺營造之奢侈，以及像伊闕石窟、雲岡石窟等雕像之糜費，從傳統政治理論及社會秩序來看，佛法興盛，有損無益，因此北方又繼續經過幾次道、佛衝突之後，終於佛、道兩教全退處於次要的地位，實際政治領導權，始終仍為士族所操持，而傳統的儒家精神終於複活，那是已在北周及隋、唐初期了。
南朝自東晉以後，佛教亦大盛。那時南方佛教的風尚，與北方頗不同。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擁護，頗想造成一種神權政治而沒有成功。南方佛法則多由士大夫自由研習，他們多用純哲學的探究，要想把佛教哲學來代替儒家思想，成為人生真理之新南針。他們大體都是居士而非出家的僧侶。因此北方佛教常帶“政治性”，南方佛教則多帶“哲學性”。北方佛教重在“外麵的莊嚴”，南方佛教重在“內部的思索”。在這方麵，南方佛教實較北方佛教為解放。當時南朝君主，如梁武帝，他的皈依佛教，亦純為教義之真切向往，並不夾雜絲毫政治作用。但尊信佛法，到底要歸重出世，或偏近莊老，不能做現實人生之指導。梁武帝因為一心崇佛，疏忽了實際政治，招致大亂，自身被困餓死，這是南方佛法進展一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