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政府，是與鄉村息息相通，並無隔閡的。政府官吏，幾乎全都由鄉村學者出身，因此他們共通的經濟見解，常求繁榮農村，裁抑商業。漢代又有一種禁令，凡仕宦為官的，即不許兼營商業。此乃漢武帝聽從董仲舒意見所定。而政府又有種種限製，使商人雖有財富，不得從事奢侈誇耀的生活。此在漢高帝時，已有“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之禁。生前的屋宇，死後的墳墓，皆有規製，不得逾越。此是中國人傳統之所謂“禮治”。因此經商為富的人，雖富而不榮；耕讀傳家的，雖貧而尊。一旦顯揚，遠為富人所不及。政府的政令以及社會學者的提倡，積漸成風，使一般人相率舍棄“經商服賈”的賤業，而轉換到“通《經》服古”的路上來。在西漢晚期，有一句名言說：“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這是說，與其把滿筐黃金傳給你的兒子，還不如付他一部經書。因通熟一部經書，可以成名立業，安富尊榮。若滿筐黃金，雖可作為資本，經營發財，但上為政府所裁製，下為社會所卑視，縱有多金，無所用之。因此一輩商人，隻要家境粗給，也便急於改業，讓他們的兒子離市場，進學校，遠道從師，學為儒雅。因此漢武帝與王莽種種禁抑商人的律令，雖到東漢時代未能嚴厲執行，而東漢的商人卻遠不如西漢般活潑。東漢社會，既不是貴族中心，又不是軍人中心，亦不是富人中心，而成為一種士人中心即讀書人中心的社會了。其原因便在此。
但在西漢時代，舊的貴族與軍人的勢力，尚未完全摧毀。新的富人與讀書人的地位，尚未明白確定。因此西漢二百四十年的社會，時在動蕩，因而格外顯得有一種強健的活力。一到東漢時代，社會中心的領導地位，已確定落在讀書人手裏，因此社會漸趨安定，而一種強健的活力也漸見萎縮，不如西漢般虎虎有生氣。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從事政治事業是最尊榮的。隻做一縣令，所轄土地逾百裏，所屬人口逾萬戶，縣廷掾屬，有多至千人以上者，這些全都由縣長自由辟署。這已儼然像古代一小諸侯。若為一郡太守，轄地千裏，屬戶百萬，更可多所展布。漢代又獎勵官吏久任，在職數十年不更易者有之。其升遷又甚速捷，由縣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內轉九卿而躋三公。往往有由屬吏察舉十數年，四五轉即至三公之尊。一為三公，則全國事務，無所不當預聞。天下安危，係諸一身。因此中國的讀書人，無有不樂於從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發展他的抱負與理想。隻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書立說，依然希望他的學徒與讀者，將來得依他信仰與抱負，實際在政治上展布。至於經商致富，最多不過身家溫飽，或澤及鄉裏而止。有大才智的，寧願安貧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經商自汙，為一時私家經濟打算而有累清名。這恐是中同社會上特有的一種觀念，配合於其政治、經濟各方麵狀態而產生的一種極關重要的觀念。這一種觀念，在異社會、異文化的人看來，自覺有奇異之感。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國曆史之真態與其文化精神之根本托命所在。
但如我們用純經濟的眼光來觀察，則這裏便又是另一番景象。隻要你服務月俸二千石的官職，外官自郡太守起，內官自九卿起，達十年二十年以上，無論你是出身農村社會的一個平民學者，無論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當時的社會上，自然是居於翹然特出的地位了。郡守九卿的屬吏，皆由他們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舉推薦。將來這些屬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門生故吏遍滿要津了。那時書籍寫在竹帛，竹重帛貴，頗不易得。流傳難廣，一個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讀書與從政的優先權。而且讀朽家庭間聲息相通，這裏邊不免要相互幫忙。在國家法律上，讀書從政是公開的，平等的，國民人人可得；但在社會實際情形上，則這兩種權益，容易在少數家庭中永遠占到優勢。因此東漢時代頗多由“累世經學”的家庭而成為“累世公卿”的家庭。那時雖已沒有貴族肚襲的製度，似終不免因為變相的世襲而成為變相的貴族。那種變相的貴族，便是所謂“士族”。這種端倪，早起於西漢末葉，到東漢而大盛，下及魏晉南北朝，遂成為一種特殊的“門第”，我們無以名之，隻有名之曰“郡縣國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貴族”。這種新貴族形成之後，中國社會又自走上一個新階段，造成一種新形態，這是我們要在下一章裏述說的。
七
現在我們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說一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新的軍人貴族並不能代之而起。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為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兩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但因中國傳統人生理想，不容許這一種富人中心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斷控製下，商業資本終於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漸抬頭，成為貴族軍人與富人以外的另一種中心勢力與領導階級，這便是東漢以下之所謂“士族門第”。這一種上族門第，他的立場，並不站在古代血統傳襲的觀念上，亦不憑籍後世新起的軍人強力與商人富力來支持其地位，他們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憑藉而完成。他們是憑籍在國家特定的法令製度上，在他們自身的教育上，換言之，是在他們的智力與道德之特別超詣上。
在西方曆史上，除卻貴族、軍人與商人外，其在社會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會中的僧侶或教士。此在中國則因宗教不發達，因此僧侶一派從未占有特殊地位。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則《五經》便是中國儒教的經典，那些東漢以下的士族，便相當於西方中古時期之僧侶。
我們不妨稱儒家為一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在現實社會與現實政治上麵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為“人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預聞政治”的，而中國宗教則是“以政治為生命”的，這是雙方的不同點。但是無論如何說法，中國社會在東漢以下新士族門第之形成，這是中國文化曆史衍變中一種特有的形態，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並無相似或同樣的形態可資比較。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