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時獲利最厚最大的商業，首推“鹽”、“鐵”兩項。鹽為人人佐膳所必需，鐵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這兩項商業的，擅利最厚。當時的政府，便創出一個“鹽鐵官賣”乃至“國營”的政策來。政府的理論是，鹽鐵為天地間自然的寶藏，其利益應該為社會大眾所共享，不應由一二私家獨擅。因此政府在鹽鐵出產地特設官經營製造、運輸與銷售等事，免得為商人所霸占。鹽鐵以外為政府所專賣的便是“酒”，酒為人人所喜，但是一種奢侈的飲料，因此政府收歸專賣，帶有“寓禁於售”的意思。
當時對於幾種特定的商品，收歸政府官賣以外，又對一般商人，設法增征重稅。當時增征的標準，不計其貿易之利得，而隻計其經營業務之成本與資財。各商人各自對其資本財產，由自己估價呈報，政府即據報抽收。儻商人呈報不實，由旁人告發，則其全部資財得由政府沒收，而許報告者以半數之酬。此一政策，在當時曾引起絕大騷動，對於一般富商大賈極為不利。但在政府的理論上，是依然根據於“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則而來的。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並不盡於上麵所舉，我們隻藉此說明當時一輩人對調整社會經濟的意見。漢武帝此種經濟政策，其背後有很深厚的經濟理論做他的背景。在《小戴禮記》的《禮運篇》裏，有一段描寫當時人理想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說：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這是秦始皇到漢武帝時的一種理想社會主義。這一種理想，在中國儒家思想裏，本有一貫甚深之流衍。直到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還屢屢提出近於此類的理論。他說：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
這是一個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這一個均產論，有兩點極可注意。
第一點：此所謂均產，並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中國傳統的均產論，隻在有寬度的平麵上求均。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
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線，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中國人認為大貧大富，一樣對於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因此貧富各應有他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於個人行為及社會秩序者以為定。
中國人的經濟理論，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論，同樣根據人生理想為出發，歸宿到人類內心之實際要求上。並不曾就經濟而論經濟，結果乃致經濟與人生脫節，如目前世界之形勢般。中國儒家傳統經濟理論，其實仍隻是一個“禮治主義”，此在《荀子》書中發揮得最透徹，西漢學者的一般見解，大概都由此而來。
四
但漢武帝的經濟，在當時並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漢武帝雖則引用了許多好理論，但當時的政府，實際是括削富人財力來支持撻伐匈奴以及開辟各邊疆的兵費，甚至是用來彌補宮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到漢武帝末年，社會均產的理想，幾乎變成普遍的破產。但武帝以後的一般學者，大體上依然讚成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隻主張由一個節儉的政府來實施。這一種意見，逐漸醞釀，而促成王莽的變法。
王莽由禪讓的理論代替為天子，他應該變法，一新政治。政治的終極目標為民眾，民眾的基本要求在經濟。先要經濟均等，不使社會有大貧大富，然後再好講教育與其他。因此王莽變法的最大目標，便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他一方麵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一方麵要裁抑富商大賈的資本勢力。他最重要的幾條法令：
第一：是田畝收歸國有，再公共分配，這是要恢複西周時代井田製度的。在此製度下，可使永絕田地兼並，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農與雇耕人。
其次：便是廢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過自由獨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繼續漢武帝時代的政策，厲行專賣製度，鹽、鐵、酒、錢幣及銀行五項，均不許社會私人經營。
其四：是對富商大賈施以各種重稅與限製。譬如養一奴婢，便需出錢三千六百文，較漢製增十五倍，較普通平民的口稅則為三十倍。
其五：則王莽並主張根本廢絕貨幣製度。
在當時人的意見，認為社會貧富不均，由於富人之剝削，而剝削之根源，則由於商業與貨幣製度。若將貨幣製度取消，使民間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則農民庶可永保其經濟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這一個見解，也並不起於王莽時代，在漢武帝以前已有這種理論了，不絕的傳衍下來，直到王莽時代，始見諸實施。
王莽的經濟政策，因種種原因而歸於失敗，但繼續王莽以後的，也還依然依照著這一個理論，不過在推行上則比較的弛緩。解放奴隸的命令，在光武時代屢次頒布，重農抑商，控製經濟，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之分，這是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兩千年內一貫的政策。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此兩千年內，可說永遠在政府意識控製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過農奴製度，也始終沒有產生過資本主義。
五
經濟生活，隻是整個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層，若沒有相當的經濟生活作基礎，一切文化生活無從發展。但經濟生活到底隻是經濟生活而已，若過分在經濟生活上發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一切文化生活之前途。我們不妨說，經濟生活是消極的，沒有相當滿足是絕對不成的，但有了相當滿足即該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學藝術之類，則是積極的，沒有了初若不打緊，但這一類的生活，可以無限發展，沒有限度的。中國傳統人生理論，似乎正是認定了這一點，對經濟人生總取一個消極態度，對其他文化人生則取了積極態度。
古代的封建貴族，秦、漢以後是沒有了。由軍隊打仗出身的新貴族，自漢中葉以後也漸漸告退了，這已在上章裏說過。社會新興的商賈富人以資產為貴族的，現在也由政府法令不斷裁抑而失勢。無論在政治法令上，以及經濟權力上，全社會常逐漸走向平等的道路，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理想。
但我們要注意，中國人此種理想，並不在隻求經濟生活之平等，而在由此有限度的平等的經濟生活之上，再來建造更高的文化人生。因此中國人一麵看不起專以求財富為目的的商人，一麵又極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為目的的讀書人。把握此種理想而想法子來實現的這一責任，便在這輩讀書人身上。若說在秦、漢以下中國社會上比較像有特殊地位的，也便是這一輩讀書人了。現在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漢代讀書人的一般境況。
六
漢代的讀書人，大體上都由農業社會裏出身，他們都先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涯。譬如漢武帝時代的朱買臣是一個樵柴者，公孫弘是一個牧豕的。像此之類，前、後兩《漢書》裏盡可找出許多例。農業社會有他一定的休閑期。一到冬季，便可乘暇讀書。那時的經學，所謂“玩經文，通大義”，並不像後來般煩瑣。按照當時情形，每年以一冬讀書，三冬便可通熟一《經》。在十五歲以前，先習《爾雅》《孝經》《論語》諸書。十五以下，開始讀正《經》，三年通一《經》，十五年便可通熟《五經》，那時還不過三十歲。漢代常有命地方官察舉“孝子廉吏”及“茂才異能”之士的詔令，鄉村學者盡有被舉希望。公孫弘在晚年察舉賢良，對策稱旨，不數年即為丞相，晉封侯爵。那時郡縣地方政府，屬吏都由長官自辟。隻要鄉村有大儒碩學，地方官亦常辟召為掾屬，不久便可升遷。自漢武帝以下，文風漸盛，社會競知向學。一方有名儒，學者四麵而赴，所在結集。往往一個學者，其先後來學著弟子籍的，多逾千人，少亦數百。如此之例，愈後愈盛，到東漢為更甚。因此，一個學者，即不出仕，在其壯年以前，可以躬耕自給。在其中年以後，體力漸衰，聲聞日廣，亦可仰給於來學者之束脩甘旨，以為仰事俯蓄之資。他們粗淡的生活既易解決，而社會的榮譽，又使他們有無窮之慰籍。因此一輩高尚澹泊之士，常願終老村社，不受朝廷之招聘，與郡縣之征辟。如此則更增加了一般學者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