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觀念，淵源甚古。《尚書》《左傳》《論》《孟》書中，這一類的理論，到處可見。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之創建，與社會思想之勃起，二者並行，這是不足為異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會，那時可說隻分貴賤，不分貧富。農民受田百畝，繳什一之稅，大體上是在一種均產狀況下過活。封建社會漸次崩壞，農民遊離田畝，工商人自由的新生業出現，一般經濟，逐漸走上貧富不均的路，這已在上章約略說過。同時封建地主，亦希望稅收增加，又希望手續簡單。授田製度漸廢，認田不認人，隻收田租，不再派分田畝。一麵獎勵多耕，開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舊格子，如此則農戶中間亦漸生兼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兼平民軍隊興起，那時各國定製，殺獲敵方一甲士，可封五戶，成一小地主。井田製度破壞，農村均產狀態消滅，這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一原因。
同時因郡縣國家興起，春秋以來支離破碎的幾個小諸侯，各自關閉在他們底封建格子裏的，到戰國時代，單隻剩七個乃至九個大國了。那時國內和國外的商業驟盛，大都市興起。各國首都所在，全成為當時的大商場，尤其著名的，如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楚國的郢（今湖北宜城縣），這些都是當時極繁盛的商業集散地。因政治集中而商業集中，因政治擴大而商業擴大，這又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間內，統一政府穩定，文治製度成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遂成為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點。
現在先述及當時一般農民的經濟地位。農民在當時，依照國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經濟實況言，則殊不盡然。每一個自耕農，須向同家繳納地租，這是極輕額的。依照法律規定，是十五稅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額，實等於三十而稅一，並有時常常全部免稅。田租以外較大的負擔，則為人口稅與兵役。兵役分三類，一赴中央，作衛兵一年，這是由政府資給的。一赴邊疆，作戍卒三天，這是沿襲古代封建慣例而來的。古代封建諸侯疆域狹小，戍邊三天，連往返也不過六七天。現在則同境遼廓，戍邊三天，實際無異於充當一個長時期的兵役。不願去的，許出錢免役。第三作地方軍一年。又須在地方政府服勞役，每年三十天。其不服勞役的也許出錢免役。就國家立法言，這些負擔不算得很東，但就當時一般社會經濟情形而論，則頗已於農民為不利。
遠在戰國初年，錢幣的使用，已見開始，下迄漢代，又有黃金盛行。黃金一斤，抵當銅幣一萬文。金幣與銅幣的比數，相差甚遠。一般農民在使用銅幣的經濟狀況下，自然是不能寬裕的，經不起大地主與大商人之盤剝與壓迫。隻要遭遇水旱天災，或家人疾病死喪，便不免要典押田畝以濟急。若把田畝典押，即失卻自耕農地位，變成一個租佃。佃戶須向田主繳納近於百分之五十的租額，田主向政府仍納三十之一的租，其餘的是他底利剩，如此則佃戶底經濟情況將更見惡劣。但在國家的法律地位上，雙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戶依然要按年繳納人口稅，及充當兵役與勞役。若他擔荷不起這些項目，就國家法律上看，他是一個逃避責任不盡職分之違法者。如此他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遊離本鄉，逃脫了國家戶口冊的稽查，成一亡命者。二：是把他自身出賣為奴，奴隸的人口稅由其主人代繳，視平民加倍，他可不冉負責了。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賣為奴，則在屢屢不完口稅與勞役後，亦將為政府沒收充為官奴婢。這是漢代奴隸最大的來源。
西漢人口，根據末年統計，約為六千萬。當時的奴隸數，則史書未有精密記載，但大體計量，恐怕全國官私奴婢絕不致超過二百萬之數。在全國人口數中，該占三十分之一左右。較之西方希臘羅馬時代的奴婢數，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中國文化，始終站在自由農村的園地上滋長。在一般自耕農之外便是租佃農與雇耕農，他們的經濟狀況雖較差，但在國家法律上，一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民。至於在西方社會上的農奴製度，在中國是未曾實現過的。至少在有曆史詳確記載的時代下，並無大規模的農奴製度存在之跡象。在西漢的長安，雖有公開賣買奴隸的市麵，那時雖有家僮八百人以上的富戶，雖有一輩學者高唱重農主義與恤奴政策，但到底我們不能說漢代也有像羅馬般的農奴製度。
在國家統一的卵翼之下，商業繁榮，是不難想像的。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裏，他們之所謂商人，與我們現社會之一般商人，實有很大異點。隻看《史記·貨殖列傳》，他把采冶、製造、種殖、畜牧、運輸，種種新的生產事業，隻要異乎以前百畝之家的封建農業的，全都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說，這些在當時是都被目為商人的，因此養豬種橘，一樣的為商人。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栽種千樹橘的一個大企業家，倘使一樹產百橘，每年便收橘十萬。在江陵是無法推銷此十萬橘子的，而那時亦並沒有專銷橘子的商人或水果行。那位種橘翁勢必自己想法，把十萬橘裝載車船，自己運輸到長安或其他大都市去。而且他的推銷，亦並不重在市場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貴族與大地主。這一個種橘商人，他不僅墾地種橘需要奴隸與勞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萬橘子裝入車船以後，如何向各地貴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運銷，勢必仰賴於更聰明更能幹的奴隸，所以當時有“連車騎、交守相”的“桀黠奴”，又有“轉轂以百數”的大賈人。這是相因並至的。因此漢代的奴隸，在田莊耕作的比較少，而在都市或舟車道路活動的比較多。奴隸農業遠不如奴隸商業之重要。而一般奴隸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許較普通農民為優越。農民中的活動分子，盡可因為沒有資本憑藉而自願為奴的。政府對於奴隸，征收人口稅，要比平民增額一倍。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隸需二百四十文。這些全歸收養奴隸的主人們負擔。但因工商生業利潤較厚，因此在當時，仍禁不得蓄養奴隸風氣之盛行。
漢代另有一種變相的奴隸，稱為“賓客”的，在當時社會上，亦極重要。戰國中葉以下的貴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嚐君、信陵君等，這一風氣流傳到西漢，便成為“任俠”。當時一般農民社會，因受經濟壓迫，出賣為奴，其情形已如上節所述。亦有不願出賣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與口稅，則隻有亡命，亡命是流亡異地，因此逃脫政府戶口籍貫之調查而獲得非法自由的一種行為。但在那時，雖說有熱鬧的大都市，卻並沒有像近代式的旅館與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尋寄居與窩藏他的家庭。那些窩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但他們卻寧肯冒犯國家法令，窩藏流亡罪人，這便成其所謂“任俠”。當時有些大俠的家裏，往往窩藏到幾百個亡命者，在當時則隻稱“賓客”，不稱奴隸。那些賓客，寄居在此窩藏者的家裏，為實際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幫助此窩主共謀生業。這是一個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團，因此他們經營的生業，也往往是幾種不公開的犯法事業。最普通的如私鑄錢幣，入山開礦，采伐森林，甚至掘墓盜塚，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們所慣為。那一輩任俠，一麵擁有徒黨，肯為他出死力，一麵擁有財富，可供他行賄賂。因此這一輩人，在當時社會上亦占有極煊赫的地位與橫暴不可當的權勢。
我們可以說，“商賈”與“任俠”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新興的兩種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而起的兩種“變相的新貴族”。嚴格言之，他們不是貴族，而是富人，但富人與貴族一樣擁有徒黨，一樣可以超然一般群眾之上，憑借其特異地位而幹犯國家法令。其背後的原因，則為社會貧富不均，驅使一輩貧苦民眾投奔他們身邊來造成他們的權勢。要鏟除這種特殊權勢，首先應該著眼在經濟的平衡上。但漢代盡不乏寬恤農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輕，力役亦不重，待遇農民方麵已算十分優厚，再要想法，自然要從壓製富人方麵下手。任俠本來是犯法的，雖得社會上一般勞苦大眾無識的稱譽，但在政府方麵，竟不惜首先采用一種嚴厲手段來對付。在漢景帝時代，各地的大俠，已為政府絡續摧破。到武帝時代，政府目光便轉移到商賈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