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曆紀元前二四六年的時候，在東方世界上算已有一個世界政府出現了。以後的一段時期，主要的努力，在乎把此政府如何充實、改進，以達理想的境界，這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的時期。這段時期，是中國國家凝成民族融和開始走上大一統以後一段最光明燦爛的時期。那時的疆土，已和近代中國相差不遠。東方和南方直達海邊，東北包括朝鮮，西南包括安南，隻西北秦代疆域並未越過今甘肅蘭州境，當時的長城即以此為界，要到漢武帝開設河西四郡，疆域始展至今之安西與敦煌。在那時中同的文化勢力，可算已達到他盡可能的邊線了。
秦、漢北方的大敵有匈奴。匈奴與中國，在當時又成了耕稼與遊牧兩種文化對峙的局勢。因地理的關係，中國一時無法叫匈奴耕稼化，便一時無法用中國的理想來強匈奴以從同。秦、漢政府對付匈奴，便隻有兩條路。
一：是“隔絕”。秦始皇的萬裏長城便為此用。希望異文化的匈奴人暫時隔離在長城外，慢慢進行同化與融和的工作，這便成了漢初之“和親政策”。
二：是“招徠”。如漢武帝以下之對待南匈奴，把匈奴人移入內地或邊疆，與中國同民同一待遇，好把中國傳統文化教導灌輸給他們。武力撻伐，則是不得已。
在中國人觀念裏，匈奴不歸化，便是理想的世界政府不完成，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陷。中國曆史上傳統對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與融洽，不在武力之擴張。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實現，不在偏狹的帝國主義之發展。讓我們回頭來，看一看秦、漢政府之內麵，便可知道。
秦、漢政府，雖經王朝更易，其實是一氣相承的。西周時代已可說有統一政府，隻是“封建製的統一”。秦始皇帝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郡縣製的統一政府”之開始。漢高祖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平民為天子的統一政府”之開始。漢武帝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文治的統一政府”即“士治”或“賢治”的統一政府之開始。這是當時中國人開始建設世界政府以後之三步大進程。下麵慢慢加以說明。
二
古代的貴族階級和封建製度，雖在統一政府下，常不免趨向分割，必待平民社會逐漸覺醒，逐漸抬頭，始有進一步統一之需要。由春秋中葉，直到戰國末期，四百年間，平民社會各方麵勢力，繼漲增高，進一步的統一要求，愈來愈盛，秦始皇帝的統一，即承應此種要求而產生。但秦王室依然是古代一個貴族階級之遺傳，在此平民勢力日漲，貴族勢力日消的曆史大潮流裏，秦同到底也須崩潰。秦國的統一事業，隻是當時曆史進展中應有之一過程。秦王室終於繼續其他列國王室而趨於滅亡，古代貴族階級，到此全部消滅，而後這一個統一政府，開始完全掌握到平民社會的手裏。秦國統一，隻是舊局麵轉換到新局麵之最後一步驟，必待漢高祖以純粹平民為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時代之開始。
這一個古代貴族、平民兩社會的勢力消漲，並非僅是一個純粹經濟的或政治的鬥爭，在其後麵尚有更深厚的哲學的或可說是宗教的人生理論與觀念為指導。因此漢代的統一政府，開始雖為一種素樸的農民政府，而到後終必轉化成一種文治的賢人政府。隻要了解那時中國文化大流之趨向，便可知是一種勢所必至的自然形態。
三
現在先檢討當時一般學術思想界的情形，再順次說到實際政治問題。普通一般的見解，頗認為由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乃中國學術史上的空隙時期，似乎古代學術進展到此便落空或間歇了。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並非曆史真相。先秦時代，學術思想極度自由，極度發展，成了百家競鳴道術分裂的狀態。繼此以來的新時代，學術界思想界與政治社會一樣需要統一。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正是當時一輩學者努力從事於調整與統一的時期。
上麵說過，先秦思想，雖說百家競鳴，最偉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義多半為儒、道兩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對抗形勢的，隻剩儒、道兩家。現在要做調和與統一工作的學者，擺在他們麵前的隻有三條路。
一：是超然於儒、道、墨諸家之上而調和統一之。
二：則就道家為宗主而調和統一儒、墨及其他各家。
三：就儒家為宗主而調和統一道、墨及其他各家。
最先努力的便走了第一條路，稍後又分走了第二第三條路。若要走第一條路，非其氣魄聰明更超於諸家之上，即不足以超越諸家而另創一新的統一。孔子即曾如此。以下有誌於這一工作的，便是秦相呂不韋，廣招賓客，寫成了一部《呂氏春秋》，亦想調和統一以前的諸家。但他們並沒冇更超於諸家之上的更偉大更高明的觀點與理論，因此他們便沒有吸收融和諸家的力量，隻在諸家思想裏左右采獲，彼此折衷，做成一種灰色的景象，這不算是成功。
代表第二路線的是漢武帝同時的《淮南王書》，由淮南王劉安和其賓客所撰成。在大體上說，道家思想是追隨在儒家之後而加以指摘與糾正的，他多半屬於批評性而非建設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便不是一種最高境界，而且當時曆史大流，正向正麵積極方麵洶湧直前，因此《淮南王書》也不好算有成功。
代表第三路線的，應該是最適時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條路線了事實上，他們亦確有極大的功績，隻可惜這一工作不為後代的曆史家們所注意。舉其代表人物，則自李斯到董仲舒，他們全都與當時的實際政治發生極大的關係。舉其代表著作，則應該以《易經》的《十傳》，與收在《小戴禮記》中許多篇重要的文字為主。如《大學》《中庸》《禮運》《王製》《樂記》《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裏有其很大的貢獻，他們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與重要觀點，把來融化在儒家思想裏，成一新係統，留給此後中國思想界許多極重大的影響。隻可惜這許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為我們所知。而後來推尊這許多箸作的學者，相率把他們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認為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與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發展程序弄糊塗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段時期，誤認為是學術思想史上一段黯淡無光的時期。
代表第三路線的，除卻上述，尚有鄒衍創始的陰陽學派，亦在此下中國思想上占著極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為宗的，尤其與《易經》學派走了比較接近的路子。不過《易經》派的學者是在哲學與人生方麵的興味更濃些，而陰陽學家則在政治與曆史方麵的興味更濃些而已。關於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敘述，此不再洋。
以上指明了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期裏學術思想界的大概。我們可以說，在此時期，並非學術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趨衰亡，而獨留儒家，存其傳統。在當時，實在有追隨於時代潮流而興起的一種綜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並能把握到指導政治的潛勢力。要明了此時期的政治演變，我們先需著眼於此派思想之精神。我們並不能僅看秦始皇與漢武帝為專製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說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書事件。一般見解常以此為秦始皇采用專製政策摧殘學術之罪狀，並謂學術中歇便由於此。其實此事在當時，純粹是一個政治思想上衝突的表現，而秦始皇和李斯，則比較站在較開明較合當時曆史大流的地位。要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寢兵理想，則就政治論，世界不應有兩個國家或兩個政府同時並存。就社會論，人類亦不應分兩個階級，貴賤或貧富，同時並存。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再封建，便是這一個遠大理想之實施，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他在當時，實在是追隨於戰國以來，政治上不許有兩個政府，社會上不許有兩個階級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的。若僅謀便於一姓一家私政權之統治與鎮壓，則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帶一部分軍隊到各地去駐屯，模仿西周開國規模，實較穩妥。當時東方一部分守舊泥古的學者，多請秦始皇複行封建，正為此。隻有李斯力勸秦始皇弗從眾議，而同時深感到思想言論上的龐雜情形，有礙於理想政策之推進。恰巧李斯的老師荀卿，素來主張一種智識上的貴族主義，李斯又憧憬於學術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狀態，遂幵始請求政府正式出來統製學術。這是荀卿思想之過激與褊狹，亦是當時要求思想統一的一種自然姿態，並不能說是出於秦始皇個人之野心與私欲，亦並非他們存心摧殘學術。後代人用“焚書”兩字做題目，來概括這件政治大爭議，又和“坑儒”事件合並，遂容易使人迷失當時的真相，細讀《太史公書》，便知此事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