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的道，有時像是依然要保留當時封建社會階級性的“禮”的精神，但孔子在禮的後麵已安放了一個新的靈魂，即是他常說的“人心之仁”。孔子認為“禮由仁生”。禮雖似階級的，而仁則是平等的。禮雖似宗教的，而仁則是人道的。那時在政治化的宗教裏的最大典禮，要算郊天之禮了，隻有天子可以郊天，這是十分表示著階級性的，但孔子不注重尊天而注重孝父母。孔子認為祭禮最莊嚴處即在發自人類內心的仁，祭天與祭父母，一樣要由人類內心之仁出發。仁既為人人所共有之心境，則祭禮的莊嚴，亦應為人人所共有，無分貴賤。天子可以祭天，而人人可以祭其父母。人人能在祭禮中獲得一種心的最高境界，使其內心之仁自然流露。人心能常有此種訓練，與此種認識，則世界自可到達理想的人道。
孔子學說明明要把古代“政治化的宗教”，在他手裏再進一步而變成“人道化的政治”與“人道化的宗教”的。孔子學說也明明是根源中國古代傳統的“家族情感”而發揮盡致的。因此孔子的教訓，並不排斥或遺忘了政治性的重要，惟上帝鬼神的地位，則更見淡薄而已。孔子的教訓裏，依然保留著政治意味的“階級性的禮”，隻在人道意味的“平等性的仁”的精神下麵來推行，而宗教性與神道性的禮，則全變成教育性與人道性的禮了。孔子的教訓，隻在指點出人心中一種特有的境界和功能而加以訓練。使之活潑流露，好讓人自己認識。然後再根據此種心能來改進現世真實的人生，孔子拈出一個人心中“仁”的境界，便不啻為中國古代經典畫龍點睛。從此古代經典皆有異樣的活氣了。
墨子意見稍和孔子不同。“宗教而政治化，政治而人倫化，人倫而藝術化”，上麵說過，這是中國古代文化演進一大主流，這一主流的後麵，有人類內心之自然要求做他的發動力。孔子思想，接受此大流而加以闡述發揮。墨子則有時蔑棄此大流而加以反抗。墨子站在人類平等觀念上極端排斥貴族階級，但他所主張的平等，實際上不好算是平等，而是無差別與齊一。他主張“兼愛”，便是一種“無差別”“無分等”的愛。他說要“視人之父若其父”，這就違反了人類內心的自然情感，但他卻說這是上帝的意誌。在世人看來，我父和你父不同，在上帝意誌看來，一樣沒有差別。所以墨子講“天誌”來做他提倡“兼愛”的根據。他的思想，一麵違反了人類內心的自然情感，另一麵又要落入了宗教的舊陷阱，遂又不得不忽略了政治性的重要。又因為墨子太注重無差別的平等了，而且他所注重的平等，又太偏於物質生活的經濟方麵，因此他又徹底反對“禮樂”，他認為禮樂是階級性的有差別的一種奢侈，因此墨子學說裏，絕少藝術、文學的趣味。他雖似很接近古代素樸的宗教觀念，但他卻缺乏了一種對人心特設的訓練方法，他沒有想到如何讓人類的內心好與他所信仰的上帝意誌相感通。他雖重新采用了古代宗教的理論，但又毀棄了古代宗教的一切儀式和方法。這因為他太看重人生經濟實利方麵，他隻在人生經濟實利方麵來建築他的無差別的平等主義。他認為等級與差別全是奢侈。他於是隻認現社會最低標準的物質生活為人類理論上的正格生活。他在這個理論上，裝上上帝意誌來強人必從。墨子的人格是可敬的，但其理論則嫌疏闊。墨子徹底反對古代貴族製度及其生活，在這一點上墨子的態度似比孔子更前進了。但他不免又回複到古代素樸的上帝鬼神的宗教理論上去，則確乎比孔子後退了。
從另一麵說，孔子雖然不講上帝，不近宗教，但孔子卻有一個教堂。家庭和宗廟，便是孔子的教堂。墨子雖主張有上帝，跡近宗教，但墨子缺乏一個教堂，因他不看重家庭與宗廟。墨子到底把捉不到人心，墨子的學說便缺乏深穩的基礎，又違反了中國古代由家族情感過渡到人道觀念的傳統精神。因此在將來，墨家思想便為儒家思想所掩蓋，不能暢行。
但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亦有他的缺點。
第一：是他們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於人類中心、人類本位而忽略了四圍的物界與自然。
第二：是他們太看重現實政治，容易使他們偏向社會上層而忽略了社會下層；常偏向於大群體製而忽略了小我自由。
第三：因他們太看重社會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們容易偏陷於外麵的虛華與浮文，而忽略了內部的素樸與真實。
每逢懦家思想此等流弊瀑著的時候，中國人常有另一派思想對此加以挽救，則為莊老道家。
據本書作者的意見，莊子當與孟子同時，而《老子》書的作者則較晚，應該在苟子稍前或與荀子同時了。儒、墨為古代平民學派先起之兩大派，而道家則較為後出。“儒”“墨”兩字，皆有特別涵義，為古代社會之兩種生活流品，而“道、法、名、陰陽”諸稱，一見便知為學派名稱；即此可證其間之先後。
道家思想是承接儒、墨兩派而自為折衷的。但論其大體，則道家似與墨家更近。他們同時反對古代傳統的禮，認為不平等而奢侈。又同樣不如儒家般以“人本主義”為出發。墨、道兩家的目光與理論，皆能超出人的本位之外，而從更廣大的立場上尋根據。惟墨家根據“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則根據“物”，即“自然”。《莊子》書裏有許多極精美的自然哲學的理論，但到《老子》書裏則似乎又偏向於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的分數多了。因此莊老哲學之流傳，到底並不能真的走上自然哲學與科學的路，（但後世一切科學思想與科學知識，仍多附雜在道教裏麵。）而依然循著中國民族文化之大傳統，仍折回到人生方麵來。因此在中國思想係統裏，儒、道兩家遂成為正、反兩大派。儒家常為正麵向前的，道家則成為反麵而糾正的。此兩派思想常互為消長，這在以下幾章裏，尚須講到。
以上所述儒、墨、道三家，他們都能站在人類大全體上講話。其餘名、法、農、雜、陰陽、縱橫諸家，則地位較狹，不能像他們般有力了。
五
現在我們再把中國古代學術，作一個簡括的敘述。大體在孔子以前，那時的書籍，後世稱之為“經書”，那時的學術，全操在貴族階級手裏，我們可以稱之為“貴族學時代”。在孔子以後的書籍，後世稱之為“子書”，那時的學術，則轉移到平民階級手裏，我們可以稱之為“平民學時代”。平民學者全體反對貴族階級之特權，不承認社會上有貴賤階級之存在，因而也不主張列國分裂。因為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其後麵到底不免要以狹義的階級權利為立場。正因春秋、戰國時代，平民學盛行，因此秦、漢以下，始能造成一個平等社會與統一國家。但我們要知道，縱使在孔子以前貴族學時代的經書裏麵，也並未涵有極狹義的階級主義，孔子以前的一輩貴族，早已抱有開明廣大的平等精神與人道主義了。孔子的新精神與新學說，仍不過從古代經書裏再加一層闡發與深入而已。因此孔子同時是平民學的開創者，又是貴族學的承繼人。在中國學術上，貴族學時代與平民學時代，一脈相傳，隻見是一種演進，卻不見有所劇變與反革。即在社會上由貴族時代過渡到平民時代，也隻見其為一種演進，沒有雙方鬥爭與抗革的跡象。因此孔子以外的許多平民學者，其極意反對貴族階級的，在中國傳統精神上看來，反而覺得有些過激不近情理，而孔子與儒家思想，遂不期而成為後代之正宗了。
六
現在再簡略說到中國的文字。中國文字亦可說是由中國人獨特創造，而又別具風格的一種代表中國性的藝術品。我們隻有把看藝術作品的眼光來看中國文字，才能了解其趣味。中國文字至少有兩個特征。
第一：他的最先，雖是一種“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與“象事”的範圍裏去。中國文字並不喜具體描繪一個物象，而常抽象地描繪一個意象或事象。這是和上文所說《易經》八卦要把簡單空靈的幾個符號來包括天地間複雜的萬事萬物一樣的心境。隻是《易》卦太呆板了，隻能有六十四種變化，自然不能如中國文字般活潑生動。
第二：則中國文字能利用曲線，描繪一輪廓，較之巴比侖之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實體象形文，都便利得多。巴比侖的楔形文字，其難於變化，是限於他的楔形上，正如中國八卦之難於變化，是限於他的卦畫上一樣。埃及的象形文字，我們可以說他是一種需要陰體填黑的象形，譬如埃及的“牛”字，便需具體畫一牛形，因而必要有陰體填黑的部分，中國古代的鍾鼎文字，依然還有些是陰麵塗黑的象形體製，但逐漸變化，則逐漸擺脫這個限製。如中國古文裏的牛字[img alt=\"\" src=\"..\/Images\/figure_0090_0036.jpg\" \/]，其實已不是物象而是意象了，他隻用曲線描一輪廓，不再需要陰麵填黑的部分。因此埃及文始終不能超過象形，而中國文很早便脫離了象形境界。中國文字可以說是利用曲線來描繪意象與事象的。
將來的中國畫，依然也還利用線條來描繪意象與事象。到魏、晉以後，中國人的書法，成為中國人最標準的藝術。書法的受人重視，超乎其他一切藝術之上。其實中國書法也隻是一種運用線條來表出意象與事象的藝術，就其內在的理論上，不僅與圖畫同一精神，實可說與中國創造文字之匠心亦是同一精神的。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的文字和文學，亦走在同一路徑上。他們同樣想用簡單的代表出繁複，用空靈的象征出具體。
中國文字，因為能用曲線來描繪物象、事象和意象，因此其文字數量得以寬泛增添，這已在上麵講過。但到後來，中國文字又能在象物、象事、象意之外，再加上一個“象聲”的部分。因為每一聲音各有其代表的每一意義，因此某一字之賦有某聲者，便可假借此聲來兼代某意。如此無形中又增添了許多字，雖則在事實上，文字數量並沒有增添。由此再進一步，把一代表聲的部分來和象物、象事、象意的另一部分相配合，把兩個單體字聯合成一個複體字，成一“形、聲”組合的新字，這一來文字數量更大量增添了。隻就現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獸骨和龜甲上刻的貞卜文字而論，在約莫十萬片的甲骨上，其字體經近人大略整理，至少亦已超過了四千個。那是商代的情形，直到周代以後，新文字還是繼續產生。各地的人隻要援用此種“象物、象事、象意、象聲”的四項規則，大家一樣可以造字。隻要造出的字能自然恰當，各地人也一樣很快接受，很快推行，成為一公認的新字。因此文字數量逐步增多，而文字使用的區域也逐步推廣了。同時也有許多舊的不自然不恰當的字，也就因文字創造之逐漸進步，而逐漸的淘汰不用了。
若論中國文字究竟起始於何時，則現在尚無法考定。就殷墟文字的形製上及數量上說，那時文字演進已甚久，距離初創文字的時代必已甚遠。民國十九年山東濟南附近城子崖的發掘，在那裏也發現了文字。據考古家推定，城子崖應是在西元前二千年以上的遺跡，約當夏朝時代。從此以下，直到戰國末年，在此兩千年間，中國文字正永遠在不斷的改造與演進中。
中國文字本來是一種描繪姿態與形象的，並不代表語言，換言之，中國文字本來隻是標意而不標音。但自形聲字發明以後，中國文字裏麵聲的部門亦占著重要地位，而由此遂使“文字”和“語言”常保著若即若離的關係。舉其重要者言之，首要是使中國人得憑借文字而使全國各地的語言不致分離益遠，而永遠形成一種親密的相似。譬如虎，有些地方呼作“於菟”，但因“虎”字通行，“於菟”的方言便取消了。筆有些地方呼作“不律”，但因“筆”字通行，“不律”的方言也取消了。如此則文字控製著語言，因文字統一而使語言也常接近於統一。在中國史上，文字和語言的統一性，大有裨於民族和文化之統一，這已是盡人共曉，而仍應該特別注意的一件事。
中國文字一麵可以控製語言，使語言不致過分變動和分離，但另一麵也常能追隨語言以適應新的需要與運用。社會上不斷增進了新事物，照中國文字運用慣例，卻不必一樣的添造新文字，隻把舊字另行配合，便等於增添新字。譬如電燈、火車之類，在中國文字裏，“電燈”二字便譬如一新字，“火車”二字也譬如一新字。此種配合，可以無窮無盡，而永不需另造新字。又如火柴，有些處呼作“洋火”，有些處呼作“自來火”，有些處呼作“取燈兒”，各地的方言，譬如各地各造各的新字，但結果是“火柴”一名通行了，那其餘的都淘汰了。如此則不僅不需另造新字，而且火柴一名，又控製了各地的方言，使他們都稱火柴而不再有別的稱呼。因此中國文字雖在追隨語言，而仍能控製語言。
在殷商時代的中國，早已有四千多字了，直到現在，經過了三千多年的演進，一般社會上仍隻要四千多字，或尚不要四千多字，已經夠用。所以在戰國以前，可說是中國人“創造文字”的時代。戰國以下，則是中國人“運用文字”的時代了。中國的古文字，（指戰國以前的文字）幾乎變成中國的新文字（指戰國以後之文字）之字母。中國人有了近乎二三千個字母，彼此配搭，永不感到不夠用。如此則中國人便可永不要添造新字，在三千年以下的人，隻要略加訓練，便可認識三千年以上的古文字。而三千年以上的古書，現在中國的普通學者大都仍能通讀。中國文字實在是具備著“簡易”和“穩定”的兩個條件的，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文化史上一種大成功，一種代表中同特征的藝術性的成功，即以“簡單的駕馭繁複”，以“空靈的象征具體”的藝術之成功。
要明白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擴大在廣大的地麵上，維持至悠久的時間，中國文字之特性與其功能，亦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