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前是否精研過《易經》，現在無法知道，但《易經》成書，應該遠在《春秋》之前，而《易經》裏的幾條基本原則，是頗合於將來儒家思想之路徑的。又因為《易經》裏簡單幾個“象”與“數”的符號，可以很活潑的運用，而達於極為深妙的境界，因此後來的儒家，並有道家，都喜歡憑藉《易經》來發揮他們的哲理。於是《易經》這部書，到底和《詩》《書》一樣，也成為中國古經典之一了。
二
以上說的，是孔子以前的典籍而流傳至今的。尚有不少我們知道有此種書，並很重要，而早已失傳的，約略言之，可分兩大類。一是“禮書”。“禮”本是指宗教上一種祭神的儀文，但我們在上文速說過，中國古代的宗教，很早便為政治意義所融化，成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禮，亦漸變而為政治上的禮。但我們在上文也已述說過，中國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為倫理意義所融化，成為倫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禮，又漸變而為倫理上的，即普及於一般社會與人生而附帶有道德性的禮了。我們現在為“禮”字下一簡括的定義，則禮即是“當時貴族階級的一種生活習慣或生活方式”。這一種習慣與方式裏，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倫理的”三部門的意義，其愈後起的部門，則愈占重要。這正恰好指示出中國古代文化進展之三階級。在春秋時代，便有許多記載著當時乃及以前各種禮的書籍存在著。孔子最熱心古代研究，最熱心人生研究，無怪其特別注重於當時的禮書。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各種禮書，一定很繁重，先後之間所行的禮有不同，各國之間所行之禮亦有不同。禮常在分化與變異中。他們又未必全有記載，記載的亦未必全部能勒成書。當時各國的貴族階級，其自身便不能認真知道這許多隨時隨地分化與變異的禮，更說不出那禮的後麵由宗教而政治、由政治而倫理的隨著文化大流而演進的意義。他們不僅對舊禮多所遺忘與錯失，他們並引起了許多虛偽和奢侈的、相因於封建社會之逐漸崩潰而起的一切不合禮意的新禮來。
孔子對當時的禮，獨有許多精邃細密的研究，他一麵發明出禮的內心，即禮所內含之真意，此即中國古代的禮所隨著民族文化大流而前進的意義。第二：是孔子把握了此種他所認為的禮之內心和真意，來批評和反對當時貴族階級一切後起的非禮之禮。第三：孔子根據禮意，把古代貴族禮直推演到平民社會上來，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趨向人生倫理化之最後一步驟。這是孔子平日討論禮的大貢獻。至於後世所奉為“禮經”的《儀禮》十七篇，經後人考訂，其書應產於孔子之後。《周官禮》更晚出，應在戰國末年。《大小戴禮記》中討論禮意的文章，大體都出於儒家的傳統見解，但興起亦甚晚。
禮的重要，並不在其文字記載，而在其實際踐行。中國古代人之禮的生活，現在尚可在《春秋左氏傳》裏，記載列國賢君、卿大夫的生活行事，以及《論語》裏記載孔門的日常生活中，窺見其一斑。尤使後人向往的，如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把賦詩來代替外交討論之聰明與風雅，以及在兩軍對陣中相互間之饋贈與慰問的懇摯與大方。以及孔子的對於音樂與自然之愛好，及其對於口常嚴肅生活一種極細膩極恰適之調和，實可想像起中國古代人生一種文學的與藝術的了解，與其實現在人生境界中之崇高幽微的風格。因此我們若說中國古代文化進展，是政治化了宗教，倫理化了政治，則又可說他藝術化或文學化了倫理，又人生化了藝術或文學。這許多全要在古人講的禮上麵去尋求。
禮書以外，在孔子以前再有一類很重要的書籍，在當時稱為“春秋”的，我們現在不妨稱之謂“史書”。中國人是最看重現實人生的，因此他們極看重曆史。最先的《詩》《書》，早已是一種極好的史料，而還不能說是嚴格的曆史。從西周中葉，周宣王以下，直到春秋時代，孔子以前，中國各地史書便極度發展，當時有叫“百國春秋”與“百國寶書”的，可見當時的史書和禮書般一樣普遍地存在於列國之間了。孔子曾根據魯國《春秋》來寫定另一部《春秋》，這在後代也成為中國經典之一的，這是唯一由孔子自著的經典。孔子《春秋》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貢獻約有三要點。
第一：是孔子打破了當時國別為史的舊習慣，他雖根據魯國國史，但他並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在他的新史裏，卻以當時有關整個世界的霸業，即齊桓公、晉文公所主持的諸夏城郭國家和平聯盟的事業為中心。
第二：是他的新史裏有一種褒貶，這種褒貶，即是他的曆史哲學，即是他底人生枇評。他對於整個人類文化演進有一種廣大而開通的見解，如楚國、吳國等，其先雖因其不能接近諸夏文化體係之故而排之為夷狄外族，到後來亦隨其文化之演進而升進之為諸夏，與中原諸國平等看待。
第三：史書本來為當時宗廟裏特設的史官之專業，現在由孔子轉手傳播到社會，成為平民學者的一門自由學問。
以上三點，孔子亦隻在依隨當時中國文化演進之大潮流大趨勢而加速一步促其實現，與加進一層予以更深更新之意義。接著孔子《春秋》而完成的，有《春秋左氏傳》，他在哲學意義上並不能對孔子有所超越，但在收集與比排材料方麵，則更完密了，此為中國古代第一部最翔實最生動的曆史。包括將近三百年內幾十個大國錯綜複雜的一部大史書。我們可以直接了解那時代的文化真相的，全靠著這部書。
以上述說《書》《詩》《易》《禮》《春秋》五種，後世合稱《五經》。“禮經”以《儀禮》為之，又加入《樂》，則稱《六經》。《樂》似乎隻是唱詩的譜調。孔子對此極有研究，可惜後代失傳，現在則很難詳說了。我們隻根據這幾種經典，便可知道中國古代文化是如何的注重於政治、曆史、倫理、人生方麵的大概。我們也隻根據這幾種經典，便可了解孔子學說之來曆。
三
在孔子以前的春秋時代，還出生了不少的賢人。他們的思想和信仰，行為與政績，都載在《春秋左氏傳》裏，隻要我們稍一翻讀，他們的精神笑貌，還都如在目前。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古代貴族階級裏的人物，直要到孔子出來，始為中國史上平民學術之開始。現在我們姑行略去春秋時代，一述春秋以下之平民學者。
平民學者中最著的有儒、墨兩派。儒家創始於孔子。“儒”為術士之稱，他們通習禮、樂、射、禦、書、數，古稱“六藝”。禮、樂上文已說過，射、禦則隻是禮之一節，書、數更屬較為初級的技能。大抵當時的貴族階級，照例都須通習此六藝，平民要想到貴族家庭去服務，至少亦必習得此六藝中之一二。這便是當時之所謂“士”。士的出身，其先多由貴族的庶孽子弟，及較低級的貴族子弟充任，其後始漸漸落到平民社會裏去。孔子便是正式將古代的貴族學傳播到平民社會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個古代破落貴族的子弟，因此他能習得當時存在的貴族的一切禮和藝。孔子又能把他們重新組織，加以一個新的理論根據。古代典籍流到孔子手裏，都發揮出一番新精神來。因為孔子自身也是一個儒士，所以後世稱他底學派為儒家。儒家之後為墨家，墨家創始於墨子，其學說較之孔子時代更見平民精神了。以下學派，便逃不掉此儒、墨兩派的範圍。
“墨”字的本義，是一種刺麵塗色以為奴隸標幟的刑名。古代的奴隸，或由罪犯俘虜，大率集居城市，或分配到貴族私家，或特別訓練成一專門的技工。其知識程度與其身分，較之一輩儒士，或有不如，但以較普通農民社會，有的反而超出遠甚。據本書作者的意見，墨家“墨”字，便是取義於古之墨刑。大抵墨家發動在古代一個工人集團裏，或者墨翟自身便是一個受過墨刑的工人亦未可知。他較原始的弟子與徒從，恐怕也以工人為多，所以這一學派便稱為墨家了。
儒家學派所得於古代傳統的，是許多古代的典籍以及當時貴族階級流行的一切禮文儀節。墨家學派的始創祖墨子，據說亦在儒家門下受業過。因此對於那些古代典籍及一切貴族禮亦多知道。但他們另有一傳統，則為當時的工業技能與科學知識。
中國的工業，發達很早。殷商時代的青銅器，鍾鼎之類，保存到現在的尚不少。那已是三千年前的古物了。我們隻看那些銅器製造之精美，便可推想中國古代工業發展，在此以前，應該早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了。中國工業亦與中國文化精神全體相配合，大抵是甚為精美而不流於奢侈，多切實用而又寓有人生倫理上的教訓意味的。古代的彝器，多作宗廟祭祠之用，又多加上銘文，大半是既可作曆史紀念而同時又寓有人生大義的格言和訓詞。這正可代表中國工業發展的方向與其意義之一斑。
鐵器究竟始於何時，現尚不能定論，但春秋中葉以下，鐵器使用已甚廣泛。戰爭用的劍與耕稼用的鋤，全都用鐵製。
冶金術以外，在中國工業上發展極早的，要算陶器。中國古陶器的體製裝飾，多與銅器相仿。大抵陶業先盛，青銅器繼之，故一切仍仿陶器形製。陶器上亦多刻文。
在中國工業上發明甚早的尚有蠶桑與絲織。這至少亦是三千四五百年以前所發明的技術了。這種技術自然與人生日用有極大關係。據古史傳說，在很早的古代，中國人衣服上已有刺繡，分繪日、月、星、山、龍等物象，藉以為政治上貴賤等級之分辨。此亦中國工藝美術，一切都自然歸附到人生實用並寓有倫理教訓方麵的意味之一證。
除卻陶器與絲織，中國古代工業極重要的是車的製造，這是仍然有關人生日用並更切要於戰爭方麵的，同時亦用來表示政治上的貴賤等級。古人常以“車服”並稱，可見當時車的重要。
上述銅器、陶器、絲織（衣）與木器（車）的四項，為中國古代工藝亦即美術上最重要的四項。中國人的美術，常附加在工業上，而中國的工業，常注重在有關一般人生日用的器物上。這是中國工藝美術與中國整套文化精神相配合之點。
其他像廟宇、宮殿的建築，據古書所載，似頗簡樸，並不能與當時的銅器及車服等等的精美程度相配合。中國人的觀念，對此等大建築，無關一般人生日用的，似乎認為奢侈，常加反對。在中國古史上的大工程，隻有有關農事的水利工程，有關交通的道路工程，及有關防禦的要塞工程如長城之類。其他則全是些小工藝，既沒有像古埃及人之金字塔等全屬宗教意味的偉大建築，亦沒有像古希臘人石像雕刻等屬於純美術性的創製。在中國是工業與美術合流了，僅在有關一般人生日用品方麵，而流露了中國人之心智與技巧，使日常人生漸於精美化，這是中國工藝美術之一種特性。
墨家學派在此工人集團的統治信仰中產生，因此他們的理論，顯然偏向實用，偏向於一種極富倫理性的實用方麵去。但墨家理論，不免過分注重人生實用了，因此不僅極端反對奢侈，而且也忽略了一般的審美觀念之重要。但在工人集團的意見裏，他們反對審美觀念亦不足為奇。因為當時的審美觀念，大體上是借用來分別人類的貴賤等級的。墨家反對人類社會之階級分別，自然要牽連反對到一切文飾即審美方麵了。
墨家學派，因為起於當時的工人集團，因此不僅他們熟練於種種的工藝製造，並亦通曉許多在當時有關製造方麵的科學知識。尤其著名的，如墨子創製防禦魯國巧匠公輸般所造攻城利器雲梯的故事。如關於數學、幾何學、力學、重學、光學種種方麵的知識，現在有很多部分還保留在《墨子》書中幾篇“經”和“經說”裏。
墨家學派，不僅有許多科學智識，並亦有他們一種獨創的邏輯與辨證法。這一種邏輯精神與辨證法，在墨子的言論裏，到處流露出他的一種特有的風格，將來這一學派的流傳，便成為名家。
但是墨家學派更重要的，在其實踐精神，在其對於改造社會運動之帶有宗教性的狂熱。因此其工藝製造方麵及邏輯辨證方麵，到底成為旁枝，不占重要的地位。
四
現在再把儒、墨兩家思想加以簡要的對比。
上麵說過，中國古代，是將“宗教政治化”，又要將“政治倫理化”的。換言之，即是要將“王權代替神權”，又要以“師權來規範君權”的。平民學者的趨勢，隻是順此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進，尤其以儒家思想為主。他們因此最看重學校與教育，要將他來放置在政治與宗教的上麵。他們已不再講君主與上帝的合一，而隻講師道與君道之合一，即“道”與“治”之合一了。君師合一則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師分離則為道隱而在下，即為亂世。儒家所講的道，不是神道，亦不是君道，而是“人道”。他們不講宗教出世，因此不重神道，亦不講國家至上與君權至尊，因此也不重君道。他們隻講一種“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大群之道。這便是“人道”，亦可說是“平民道”。
《論語》裏的“仁”字，這是儒家理想中人道的代表。仁是一種人心的境界與功能，人與動物同有心，但動物的心隻限於個體求生存的活動上，隻有人類心，其功能和境界，超出一般動物之上，在同類中間可以互相感通，互相會合，不僅為個體求生存，並有成為大群文化的意義。這種心能和境界，在人類文化史裏，也正在不斷的演進和完成，其範圍極廣泛，但又極幽微，驟難確指。儒家常喜用“孝弟”兩字來做這一種心的境界和功能之示例。孝弟便是人類超個體而相互感通的一種心境。孝是時間之直通，弟是空間之橫通，故人心有孝，則人生境界可以悠久無盡；人心有弟，則人生境界可以廣大無窮。孔子《論語》，除卻孝弟外，又常說到“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恕也是指點人心而言。譬如人子盡他的心來孝順父母，此便是其忠。要孝順父母，必須先意逆誌，了解父母的心理，此便是其恕。故孝、弟、忠、恕仍隻一心，惟孝弟專對家屬言，忠恕則泛及朋類。這種孝、弟、忠、恕之心，便是孔子最看重的所謂仁，也便是“人與人相處之道”。隨後孟子又補出“愛敬”二字。《論語》裏雖亦說到愛與敬，但把此兩字特別提出，合在一起，認為人類心智裏麵的“良知良能”，則是孟子。孝、弟、忠、恕全隻是愛敬。人人莫不想望獲得人家的愛與敬，我即先以此愛與敬施之人，即此便是孝、弟、忠、恕，亦即此便是仁，即此便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