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說到“國家觀念”。
中國古代人，一麵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麵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於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周初封建時代，雖同時有一兩百個國家存在，但此一兩百國家，各各向著一個中心，即周天子。正如天空的群星，圍拱一個北鬥，地麵的諸川，全都朝宗於大海。國家並非最高最後的，這在很早已成為中國人觀念之一了。因此在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間，他們莫不熱心於網際的和平運動。諸夏同盟的完成，證明他們多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學者興起，這個趨勢更為昭著。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狹義的國家觀念的。即當時一輩遊士，專在國際政治方麵活動，他們自結徒黨，造成一個國際外交陣容，分別在某幾個政府裏掌握到政權，而互相聯結。另一批集團，則在另幾個政府裏活動，他們一旦把捉到政權，即把那幾個國家聯結起來。因此他們的政治地位，並不專靠在國內，而多分卻靠在國外。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遊士，可以立即轉換國際陣容之離合。此等遊士，當時謂之縱橫家。從某一方麵看，戰國的縱橫家，還是沿著春秋時代的霸業運動而來。他們的性質，一樣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性的，並非抱狹義的國家觀念者所能有。
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看為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隻有兩人。一是楚國的屈原，一是韓國的韓非。他們都是貴族，因此與同時一輩平民遊上的態度不同。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其事尚屬疑問。則其時始終堅抱狹義國家觀念的，可以說隻有屈原一人了。但從另一方麵看，屈原之忠於楚懷王，隻是君臣間之一種友誼，或許屈原以為我如此忠心於懷王，而猶遭讒間，縱使再往他國，也一樣可受冤屈，因此投江而死。這隻是文學家的一種極端懇摯的感情作用，也不好說他抱的是狹義的國家觀念。如此說來，戰國時代有名的智識分子，便絕少抱著狹義國家觀念的了。
一輩智識分子的態度如此，平民農工社會更是如此。一國行仁政，別國民眾即相率繈負而往。此在《孟子》書裏，記載得很明顯。到後來秦果廣招三晉移民，為他墾地，三晉民眾也便聞風而集。可見戰國時代除卻各國貴族世襲階級，為自身地位打算，因而或有采取狹義的國家觀念以外，其他民眾，無論是士大夫智識分子，或農工勞動分子，他們全不束縛在狹義的國家觀念裏。他們全都有一超越國家的國際觀念，或可說是世界觀念，即天下觀念之存在。這便是秦國所以能統一東方各國的一個大原因。否則那些國家，傳統都相當久遠，魯、衛、宋、楚、燕等國，從西周時代算起，至少都在八百年以上，即從春秋時代算起，亦多超過五百年。即如齊、趙、韓、魏諸國，從戰國時代算起，亦各有三百年左右的曆史。秦國人何能很快地把他們吞滅，正因他們的國家並不建築在民眾的觀念上。民眾心目中，並無齊國人、楚國人等明確的觀念。他們想望的是天下或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秦國用的文臣，如呂不韋、李斯等，武臣如蒙毅、蒙恬等，都是東方客卿，但都肯真心為秦國用。而東方民眾亦不堅強愛同抵抗秦兵的侵略。秦國的統一，隻能算是當時中國人天下太平世界一統的觀念之實現，而並不是某一同家戰勝而毀滅了另外的某幾個國家。
四
上麵約略敘述了中國古代人對於“民族”、“宗教”與“國家”的三項觀念。這三項觀念的內部，又是互相關聯，有他們共通融成一整體的意義。這一種觀念與意義，始終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之主要泉源，促成了秦、漢以下中國之大一統。但這三項觀念，還隻是外層的，消極方麵的，我們現在需再說到一種內層主動而積極方麵的，便是中國人的“人道觀念”。
中國文化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和平文化，這一種文化的主要泉源，便是中國民族從古相傳一種極深厚的人道觀念。此所謂人道觀念，並不指消極性的憐憫與饒恕，乃指其積極方麵的像後來孔子所說的“忠恕”，與孟子所說的“愛敬”。人與人之間，全以誠摯懇愨的忠恕與愛敬相待，這才是真的人道。
中國人的人道觀念，卻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人道應該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婦間，尚不能忠恕相待，愛敬相與，乃謂對於家族以外更疏遠的人，轉能忠恕愛敬，這是中國人所絕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築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線與國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說全由他們看重人道觀念而來。人道觀念的核心是家族不是個人。因此中國文化裏的家族觀念，並不是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乃是把中國人的心胸開放了、寬大了。
中國的家族觀念，更有一個特征，是“父子觀”之重要性更超過了“夫婦觀”。夫婦結合，本於雙方之愛情，可合亦可離。父母子女，則是自然生命之綿延。由人生融入了大自然，中國人所謂“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線綿延上認識。因此中國人看夫婦締結之家庭，尚非終極目標。家庭締結之終極目標應該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聯屬，使人生綿延不絕。短生命融入於長生命，家族傳襲，幾乎是中國人的宗教安慰。中國古史上的王朝，便是由家族傳襲。夏朝王統，傳襲了四百多年，商王統傳襲了五六百年，夏朝王統是父子相傳的，商朝王統是兄弟相及的，父子相傳便是後世之所謂“孝”，兄弟相及便是後世之所謂“弟”。孝是時間性的“人道之直通”，弟是空間性的“人道之橫通”。孝弟之心便是人道之“核心”，可以從此推擴直通百世，橫通萬物。中國人這種內心精神，早已由夏、商時代萌育胚胎了。
再說到周王統，即便算到春秋末年為止，亦已傳襲了五百年。而且中國古史裏，一個家族有四五百年以上曆史的，也並不限於王室。最著的像孔子的家世，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國貴族，自他的五世祖，由宋避難，遷到魯國。雖到孔子時，家世略略衰微了，但其傳統是還可指述清楚的。自孔家遷魯以前，他的家世，可以直溯到宋國的一位君主湣公，再由那位君主直溯到宋國的始封，這是在《史記》上都明白記載著的。由宋國的始封便可直溯到商代，因為宋國第一世微子，便是商代末一世紂王的庶兄。如此我們便可直從孔子追溯到商湯。不僅如此，我們還可從商湯上推，直到與夏代開國約略相等的時間，這是在《史記》的《商本紀》裏明白記載，而且有近代出土的甲骨文可做旁證的。如此說來，孔子的家世，豈不很清楚已有一千五百年的綿延嗎？自孔子到現在，孔家傳統不絕，此已為舉世所知，這無怪乎孔子要提倡孝道，要看重家族觀念。但孔子卻並不抱狹義的民族觀和國家觀，孔子講政治常是尊周，羨慕周公。孔子作春秋，敘述當時曆史，也以魯國為主。這正可證明我所說，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並不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正因中國人由家族觀念過渡到人道觀念，因此把狹義的民族觀念與國家觀念轉而超脫解放了。
中國古代除卻孔家而外，尚有很多綿曆很古的家族。如晉國世卿範氏，他們己說，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禦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這亦綿延到千五百年以上，與孔家相仿佛，且更過之。其他春秋列國，如齊為太公之後，魯為周公之後，都已綿曆有五六百年以上。一個家族，枝葉扶疏，天子諸侯下麵，還有公卿大夫，從大家族演出小家族，一樣的各自綿延數百年。不僅如此，那時的百工、技藝、商賈，亦都食於官府，以職為氏，世代傳襲，那亦便是各各有其數百年以上的家世了。無怪中國人對於曆史觀念，很早便發達得如此清楚，這亦應與家族傳襲有相互關係的。而且家族與家族間，又因長時期互通婚姻之故，而亦親密聯係如一家，此如姬、薑兩姓之在周代，至少是有此觀感的。
因此我們要考量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不僅要注意他時間綿延的直通方麵（孝），還應該注意他空間展擴的橫通方麵（弟）。橫通直通便把整個人類織成一片：因此中國人很輕易由“家族觀”而過渡到“世界觀”。上麵說過，中國古代是一個封建社會，而這個封建，照理論上說，應該由夏朝時代早已存在。“封建社會”與“家族製度”，是不可分析的兩件事，宜乎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觀念要有他根深柢固的淵源了。
但我們切莫誤會，以為封建製度可以造成家族觀念。當知製度多從觀念產生，卻未必能規定觀念。我們要討論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觀念，還應向內觀察到中國古代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不能單從外麵看，單從當時的封建形式，便武斷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觀念，以謂隻在封土受爵等等世襲權益上。
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詩經》三百首裏，極多關涉到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方麵的，無論父子、兄弟、夫婦，一切家族哀、樂、變、常之情，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惟有此類內心情感與真實道德，始可以維係中國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數百年以及一千數百年以上之久。儻我們要懷疑到《詩經》裏的情感之真偽，則不妨以《左傳》裏所記載當時一般家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較，做證驗。《詩經》和《左傳》，大體是西周下及東周與春秋時代的，我們由此可以上推夏、商時代。他們應該早有像《詩經》裏的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忠誠惻怛，溫柔敦厚。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儻不懂得這些，將永不會懂得中國文化。
上麵一章裏已說過，中國文化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的寒冷空氣裏的。讓我們想像中國文化之產生，應該是勞作之餘在屋內之深思下而產生的。這一個家庭集體的勞作與其屋內深思，對於注重家庭情感之一點，亦應有深切的關係罷。
五
以下要約略說到一些中國古代人的生活狀況。第一要說的是農耕”與“遊牧”生活之消漲。在中國古代，農耕與遊牧兩種生活方式，共同存在。據古史傳說，神農部族是一個農業部族，黃帝部族則是一個遊牧部族。他們的居地，神農部族較在西偏。當時中原的西偏，恰當所謂黃土區，適宜於農事的發展。黃帝部族較在東偏。當時中原的東偏，已是沼澤地帶，如《左傳》裏的逢澤，在今開封；《穆天子傳》裏的漸澤，在今宛陵；《詩經》裏的甫草，與《周官·職方》及《爾雅》裏的圃田澤，在今中牟，亦即《左傳》裏的原圃；《禹貢》裏的滎波，及《左傳》裏的熒澤，在今滎澤；《左傳》裏的製田，在今新鄭；《戰國策》裏的沙海，在今開封，《穆天子傳》裏的大沼，在今宛陵，都在黃帝部族居地之附近。這些沼澤，直到西周及春秋時代，依然還是著名的狩獵地。在黃帝時代，這一地帶，一定尚在漁獵遊牧的生活方式下。《史記》說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可見他是一個武裝移動的遊牧部族。大抵中國古代在大地麵上，一定是農耕與佃漁遊牧各種生活方式同時並在的，但稍後姬、薑兩部族便一樣成為農耕部族了。或許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有漸漸由西部黃土地區向東部沼澤地區而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