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如何達到“國家凝成”“民族融和”的世界大統一的五個階程，已在上節說過，現在讓我們轉一視向，來看一看古代人的各種觀念及其生活情況。
一
第一：先講到他們的“民族觀念”。
古代的中國人，似乎彼此間根本便沒有一種很清楚的民族界線。至少在有史記載以後是如此的或者他們因同姓不通婚的風俗，使異血統的各部族間，經長時期的互通婚媾而感情益臻融和。一麵由於地理關係，因生活方式互相一致，故文化亦相類似。更古的不能洋說了，隻看西周部族，在其尚未與商衛朝決裂之前，雙方亦常互通婚姻。周文王的母親太任，從殷王朝畿內摯國遠嫁而來。周武王的母親太姒，是莘國的女兒。姒姓屬夏部族，任姓屬商部族。我們隻看周文王、武王兩代的母親，便見那時夏、商、周三部族是互通婚姻的。商、周之際兵爭的前後，周王室對周族及商族人種種文告，亦並沒有根據民族觀點的說話，他們隻說商王室不夠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為天下之共主而已。並不絲毫有商、周之間相互為異民族的意識之流露。到春秋時代，齊桓公創霸業，宋國首先讚助，宋襄公因此繼齊稱霸。那時許多姬、薑兩族的國家，並不把宋國當作異族看，宋國人亦絲毫不像有民族仇恨的痕跡可以推尋。孔子先代是宋國貴族，但絕對看不出在孔子生平有一點商、周之間的民族疆界的觀念與意識。當時政治界乃至學術界所稱的諸夏中間，兼包有夏、商、周三代的後裔，是絕無可疑的。
我們再進一步考察當時對於蠻、夷、戎、狄的稱呼，則更見當時所謂諸夏與蠻夷的分別，並不純是一種血統上種姓上的分別，換言之，即並不是一種民族界線。據《左傳》《史記》的記載，晉獻公一夫人為晉文公母親的，叫大戎狐姬，晉獻公另一夫人驪姬，乃驪戎之女。可見狐戎、驪戎，若論血統皆屬姬姓，與晉同宗，但當時卻都稱作戎。又晉獻公另一夫人為晉惠公母親的，叫小戎子，子姓為商代後裔，而當時亦稱為戎。其他尚有薑氏之戎，則與齊國同宗。再看《史記》，又稱晉文公母親乃翟之狐氏女，乂說晉文公奔狄，狄其母國，可見這裏的狐戎乂稱狄，戎、狄二名有時可以互用，在當時並非純指兩種血統不同的異族。狐家如狐突、狐毛、狐偃、狐射姑，（即賈季）一門三世為晉名臣，晉卿趙盾亦是狄女所牛，赤狄、白狄終春秋世常與晉室通婚。我們隻看一晉同，便知當時盤踞山西、陝西兩省許多的戎狄，根本上並不像全是與諸夏絕然不同的兩種民族。
秦為周代侯國，又是晉國的婚姻之邦，趙乃晉之貴卿，以後秦、趙為戰國七強之二，秦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但其同宗的徐（在今安徽省泗縣），《尚書》裏稱之為淮夷、徐戎，則在當時是被目為東夷的。春秋時齊國晏平仲為名大夫，曾與孔子有交，但晏子是萊人，萊在當時亦被目為萊夷。孟子生於鄒，春秋時為邾，邾在春秋時人目光中亦常視為東夷。楚國自稱蠻夷，但春秋中葉，晉、楚互為諸夏盟主，到戰國時，楚國也常為盟主。據古史傳說，秦、楚皆帝顓頊之後，皆是黃帝子孫。此層現在無可詳證。要之到春秋戰國時，所謂南蠻與東夷，無疑的亦皆與諸夏融和，確然成為中華民族之一體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另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裏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隻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諸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市國家之通稱，凡非農耕社會，又非城市國家，則不為諸夏而為夷狄。在當時黃河兩岸，陝西、山西、河南、河北諸省，尤其是太行山、霍山、龍門山、嵩山等諸山脈間，很多不務農耕的遊牧社會。此諸社會，若論種姓，有的多與中原諸夏同宗同祖。但因他們生活習慣不同，他們並未完全走上耕作方式，或全不采用耕作方式，因此亦無諸夏城郭、宮室、宗廟、社稷、衣冠、車馬、禮樂、文物等諸規模，諸夏間便目之謂戎狄或蠻夷。此等戎狄或蠻夷，其生活方式，既與城市國家不同，因此雙方自易發生衝突。其他亦有雖是農業社會，雖亦同樣為城市國家，但因他們抱有武力兼並的野心，不肯加入諸夏和平同盟的，此在同盟國看來，這樣的國家，其性質亦與山中戎狄河濱蠻夷相差不遠，因亦常以戎、狄、蠻、夷呼之。如春秋初期及中期的楚國，即其一例。又如吳國，他是西周王室宗親，但因僻在長江下遊，距離當時文化中心過遠，其社會生活國家規模都趕不上中原諸夏，遂亦被目為蠻夷。以後他與中原諸夏交通漸密，漸漸學到諸夏一切規模文物之後，諸夏間亦即仍以同文同種之禮待之。更可見的，如春秋時的秦國，僻居陝西鳳翔，他的一切社會生活本遠不及東方諸夏，但東方諸夏卻並不以夷狄呼之。逮及戰國時，秦孝公東遷鹹陽，國內變法，其一切政製與社會生活，較春秋時代進步得多，但那時的東方人卻反而常稱他為蠻夷，越到後期越更如此。此正因為秦國在戰國後期，獨對東方各國采取強硬的侵略態度之故。所以戰國時代之秦國，其地位正如春秋時代之楚國，隻因為他是一個侵略國，所以東方諸夏斥之為蠻夷。
可見古人所謂蠻、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別，不外兩個標準。
一：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農業社會，又非城市國家。
二：則因其未參加“和平同盟”，自居於侵略國的地位。
這在那時便都叫做蠻、夷、戎、狄。直到秦始皇時代，中國統一，全中國隻有一個政府，而各地方亦都變為農業社會了。國家統一而民族亦統一，凡屬國民，即全為諸夏，便更無蠻、夷、戎、狄的存在了。
我們現在若把秦、漢時代的中國人，加以民族上的分析，應該可有如下之諸係。
第一：是華夏係，此為中國民族最要之主幹。夏、周兩代屬之。
第二：是東夷係，殷人或當屬此係。此外如東方徐國、西方秦國等皆是。
第三：是荊蠻係，如楚國、吳國等屬之。
第四：是百越（同粵）係，越國及南粵、閩粵等屬之。
第五：是三苗係，三苗本神農之後，其一部分薑姓諸族並入諸夏係統，其一部分稱戎稱羌，則猶之姬姓諸族有稱戎稱狄的，也一樣摒在諸夏之外了。
中國疆土至大，遠在有史以前，此諸族係，早已分布散居在中國各地。無論他們最先的遠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閡，風土之相異，他們相互間經曆長時期之演變，生活習慣乃至語言風俗一切都相懸絕。若非中國的古人，尤其為之主幹的華夏諸係，能抱甚為寬大的民族觀念，不以狹義的血統界線自封自限，則民族融和一時不易完成，而國家凝成亦無法實現；勢必在中國疆土上：永遠有許多民族和許多國家彼此鬥爭互相殘殺，而此後的中國文化史也將全部改觀。因此中國古代人對於民族觀念之融通寬大，實在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西方曆史裏，同一雅利安民族，隨著曆史進展，而相互間日見分歧，結果形成許多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的小支派。直到現在，若非先認識此各支派的界線，便無從了解西洋史。但在中國，則上古時代，雖然有許多關於民族或民族間的分別名稱，常使讀史的人感覺麻煩，但越到後來，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體。秦、漢以後的中國，其內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線之存在。這不可不說亦是中西文化演進一絕不同之點。因此在西洋曆史裏，開始便見到許多極顯明極清楚的民族界線。在中國史裏，則隻說每一部族都成為黃帝子孫，這正是中國古代人心中民族觀念之反映。
二
其次：要說到“宗教觀念”。
根據殷墟甲骨文，當時人已有“上帝”觀念，上帝能興雨，能作旱，禾黍成敗皆由於上帝。上帝是此世間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但甲骨文裏並沒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證據。他們對上帝所有籲請，多仰賴祖先之神靈為媒介。他們的觀念，似乎信為他們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後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觀念，在商代甲文裏早已有了。他們既自把他們的祖先來配上帝，他們自應有下麵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為他們一族乃代表著上帝意旨而統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為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並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籲請，有所蘄求。上帝尊嚴，不管人世間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禮，隻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個宗教性極濃厚的時代，故說：“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時他們，已把宗教範圍在政治圈裏了。上帝並不直接與下界小民相接觸，而要經過王室為下界之總代表，才能將下界小民的籲請與蘄求，經過王室祖先的神靈以傳達於上帝之前。這是中國民族的才性，在其將來發展上，政治成績勝過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采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變換之。他們認為上帝並不始終眷顧一部族，使其常為下界的統治人。若此一部族統治不佳，失卻上帝歡心，上帝將臨時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而另行挑選別一部族來擔任。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為天子的理論。在《尚書》與《詩經》的《大雅》裏，都有很透徹很明白的發揮。周代的祭天大禮，規定隻有天子奉行，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許私自祭天。這一種製度，亦應該是沿著商代人的理論與觀念而來的。殷、周兩代的政治力量，無疑的已是超於宗教之上了。那時雖亦有一種僧侶掌司祭祀，但隻相當於政府的一種官吏而已。至於社會私人，並非說他們不信上帝，隻在理論上認為上帝既是尊嚴無上，他決不來預聞每一人的私事，他隻注意在全個下界的公共事業上，而應由此下界的一個公共代表來向上帝籲請與蘄求，這便是所謂天子了。
配合於這個“祭天”製度（即郊祀製度）的，同時又製定下“祭祖”的製度（即宗廟製度）。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與上帝一般，隻許天子祭，而不許諸侯卿大夫們祭。如魯國的君主，隻許祭周公，不許祭文王。這明明是宗教已為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證。換辭言之，亦可說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早便為政治觀念所包圍而消化了。相傳此種製度，大體由周公所製定，此即中國此下傳統的所謂“禮治”。禮治隻是政治對於宗教吸收融和以後所產生的一種治體。
但我們不能由此誤會，以謂中國古代的宗教，隻是一種政治性的，為上層統治階級所利用。當知中國人觀念裏的上帝，實在是人類大群體所公共的，一麵不與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連最高統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內。隻要此最高統治者脫離大群立場，失卻代表民眾的精神，他也隻成為一個小我私人，他也並無直接感通上帝之權能。而另一方麵，上帝也決不為一姓一族所私有。換辭言之，上帝並無意誌，即以地上群體的意誌為意誌。上帝並無態度，即以地上群體的態度為態度。因此說：“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夏、商、周三代王統更迭，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觀念；我們也可說，中國古代的人道觀念，也已同樣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觀念。我們可以說，中國宗教是一種渾全的“大群教”而非個別的小我教。當知個人小我可以有罪惡，大群全體則無所謂罪惡，因此中國宗教裏並無罪惡觀念，由此發展引伸，便成為將來儒、道兩家之“性善論”。“性”是指的大群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個別性”。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群全體則並無所謂出世。充塞於宇宙全體的一個人生境界，是並無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國宗教，很富於現實性。但此所謂現實，並非眼光短淺，興味狹窄，隻限於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中國人的現實，隻是“渾全一整休”，他看“宇宙”與“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則並無“內外”，並無“彼我”，因此也並無所謂“出世與入世”。此即是中國人之所謂“天人合一”。上帝與人類全體大群之合一。將來的儒家思想，便由此發揮進展，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直從人道觀念打通到宗教觀念。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根本便是一種宗教。這一個源頭，遠從中國古代人的宗教觀念裏已可看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