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古代史，直到夏王朝之存在，現在尚無地下發現的直接史料可資證明，但我們不妨相信古代確有一個夏王朝，這有兩層理由。
第一：是《尚書》裏《召誥》《多士》《多方》諸篇，西周初年的君臣，他們追述以前王朝傳統，都是夏、殷、周連說，這是西周初年人人口中的古史係統，宜可遵信。
第二：是近代安陽殷墟發掘的龜甲文字，記載商湯以前先王先公的名號，大致與《史記·商本紀》所載相同。這些王公的年代正與夏朝同時，我們既知太史公對商代世係確有根據，也可信他記夏代世係別有來曆。因此我們雖未發現夏代文獻的地下證據，但已可從殷墟遺物上作一間接的證明。
根據古代傳說，夏朝有十七君十四世四百七十多年。夏部族開始，大約在今河南省伊、洛兩水上源嵩山山脈附近，禹都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此後夏朝的勢力，逐漸渡河北向，直到今山西省南部安邑一帶，與唐、虞部族相接觸，因此古史上也常常虞、夏並稱，正可證明這兩支的接近。後來夏王朝的勢力，又沿黃河東下，直達今河北、山東、安徽諸省境，而與商部族相接觸。
繼夏而起的為商朝，其存在已有安陽殷墟遺物可資直接證明。其開始建立者商湯，都亳即商丘，在今河南省東部之歸德。他本是夏代一諸侯，後來以兵伐夏，代為天子。在他前後商代都邑，曾屢經遷徙，直到盤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陽。據說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又一說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多年。單說他在安陽一段的曆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他們自稱其居地曰“大邑商”，這大概是表示他們統治各方為萬邦共主的意思。那時在陝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對商的關係上，根據殷墟甲文有稱“周侯”的，可見在政治意味上他們顯有主屬關係。那時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從今河南安陽向西直達陝西之西安。這已超過今日一千五百裏的遙遠路程以外。若把安陽作一中心，向四圍伸展，都以一千五百裏為半徑，則商朝的政治規模必已相當可觀。
又據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鯨魚骨和鹹水貝等，可見殷代當時，對於東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頻繁。貝應為貨幣之用，則那時已早有相當的商業了。
繼續商朝的周代，那時文字記載的直接史料，留傳到今的更多了，我們對於周代的一切史實，知道得更詳盡更確實。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間又分西周與東周。東周以下，中國史家別稱之為春秋、戰國時代。單是西周自武王滅殷至幽王被殺一段，約占三百五十多年。
我們現在再從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來看，夏都陽城、安邑，周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殷都商丘、安陽，則在偏東部分。周人姬姓，與黃帝同一氏族，夏、周兩朝，似應同為華夏係之主要成分。商人偏起東方，或應屬之東夷，與黃帝、夏、周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勢力逐漸東伸，已與商族勢力接觸，而文化上亦得調和。隨後商人勢力西伸，代夏為中國共主，文化上之調和益密。繼此周人又自西東展，代商為天下共主。那時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華夏係裏而成為華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這正可為我上文所說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同時並進的一個好例。
五
西周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厥為“封建製度”之創始。但我們根據殷墟中文材料，封建製度，早在商代已有。我們若把許多諸侯公認一王朝為共主，認為是封建製度之主要象征，則理論上，遠在夏朝成立，那時便應有封建製度存在了。所以中國古史上多說封建起於夏代，實非無因。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則實在另以一種新姿態而出現，所以我們也不妨說，封建製度由西周正式創始。西周初年的封建製度是周部族一種武裝的移民墾殖與政治統治。經過西周初年兩次對殷決戰，周人絡續將其宗族與親戚不斷分封到東方，成為西周統治東方各部族的許多相互聯係的軍事基點，因此造成中國史上更強固的統一王朝。在武王、成王兩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個新諸侯，這裏麵有五十多個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與功臣。因此我們可以說，西周封建，實在是中央共主勢力更進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並不專在狹義的統治方麵打算。除卻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兩朝之後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後代，周人也一一為他們規劃新封地或保留舊疆域，這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而且允許他們各在自己封域內，保留其各部族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習慣。因此我們還可以說，西周封建，實在包含著兩個係統，和兩種意味，一個是“家族係統”的政治意味，一個則是“曆史係統”的文化意味。前一係統，屬於空間的展拓；後一係統，屬於時間的綿曆。此後中國文化的團結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與曆史的兩大係統上。而西周封建製度，便已對此兩大係統兼顧並重。可征當時在政治上的實際需要之外，並已表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甚深之意義，這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
論到當時周天子與諸侯間的相互關係，似乎隻有一種頗為鬆弛的聯係，諸侯對其自己封地內一切措施，獲有甚大自由。然正因此故，更使周王室在名分上的統治，益臻穩固。這些據說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劃。無怪將來的孔子，要對周公十分向往了。
再從另一方麵說，周代封建和夏、殷兩朝的不同。大體上，夏、殷兩朝是多由諸侯承認天子，而在周代則轉換成天子封立諸侯。這一轉換，王朝的力量便在無形中大增。那時天子與諸侯間，有王室特定的朝覲（諸侯親見天子之禮）、聘問（派遣大夫行之）、盟會（有事則會，不協則盟）、慶吊諸禮節，而時相接觸；又沿襲同姓不通婚的古禮，使王室與異姓諸侯以及異姓諸侯相互間，各以通婚關係而增加其親密。因此數百年間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單賴此等鬆弛而自由的禮節，使那時的中國民族益趨融和，人文益趨同化，國家的向心力，亦益趨凝定。這便是中國傳統的所謂“禮治”精神。這一種禮治精神，實在是由封建製度下演進而來。
若論周代疆域，較之夏、商兩朝亦更擴大。周天子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國，在東方的如齊（山東臨淄）、魯（山東曲阜）、吳（江蘇）、燕（河北），都已直達海濱，黃河上下遊已緊密聯合在同一政治體製之下。商代遺臣箕子，遠避朝鮮半島，周王室因而封之，朝鮮半島的文化即由此啟發。古代傳說那時又有越裳氏來朝，越裳是今之安南。安南半島和朝鮮半島，一在中國之西南，一在中國之東北，同樣在很早時期裏便受到中國文化之薰陶與覆育。
以上所述，自唐、虞時代諸部族互推共主，進至夏、商王朝的長期世襲，再進之於周代之封建製度，從政治形態的進展上看，可說是古代中國國家民族逐步融和與逐步統一下之前半期的三階段，中國經此三階段，已經明白確立了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之單一體的基礎。西周末年，正當西元前七七一年，距西方希臘第一次舉行奧林匹克賽神競技不遠的時代，那時西周王室的地位，雖一時發生搖動，但中國人對於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工作，已經有了很深厚的成績。並不因此中止，下麵便是所謂春秋、戰國時代。
現在再把上述三時期的年代，約略推記如下：中國曆史由兩周中葉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是有明確年歲可記的，以前則不甚準確，但大體可以推定。西周初年約當兩元前一一三〇年左右。從此再推上二百七十年，當西元前一四〇〇年間，則為商王盤庚定居安陽的時代。從此再推上三〇〇年，約當商王朝初創之時期，則為西元前之一七〇〇年。再推上五百年，當西元二二〇〇前年左右，應當中國史上之虞、夏禪讓時代。再上則不可細推了。自從虞、夏禪讓到西周王室傾覆，平王東遷洛邑（西元前七七〇），中間經曆一千五百年左右，始終有一中央共主的存在。而且此一共主的地位繼續強固，勢力繼續擴大，這正是中國曆史上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兩大事業正在繼續進展中一個極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