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戲劇裏的這些衙內低估了包公身後的道德支撐，他們以為權勢，當然，還有和權勢相配套的金錢就是支配這世道的所有力量。但民眾似乎並不認可這些衙內們的霸道，仍然相信這世道之上還有王道。民眾相信有執法嚴明、鐵麵無私的包龍圖，會對施惡的衙內們繩之以法，並不因這些罪犯的父親與他同朝為官而法外施情。但是，包公並不能輕而易舉地成為民眾期待的象征，他必須經過重重考驗，首先他需要在與權豪勢要與平民之間的訴訟糾紛與對壘中，證明自己的“清官”身份。這就是元雜劇的數十部包公戲裏《陳州糶米》《魯齋郎》《生金閣》的特殊意義，是它們不同於普通公案戲的深刻的政治學內涵。
包公從元雜劇時代開始逐漸被偶像化，成為“清官”的符號。但是包公成為民眾崇拜的偶像經曆了曲折過程，包公的形象是通過更多的包公故事，才漸漸變得越來越豐滿，而故事的衍化過程，就像民眾在包公為官之路上，設置了唐僧上西天取經經曆的九九八十一難那樣的重重障礙。長路漫漫，曆盡坎坷，包公在民眾心目中的“清官”地位，才能持續穩固。
明清年間包公戲為這位“清官”出的難題，顯然更甚於元代。在著名的包公題材南戲《高文舉珍珠記》中，宰相女兒被她父親強買強賣似地嫁給狀元郎高文舉後，吃醋吃得過分，她仗著有個位居一品的父親，無端迫害高文舉的結發妻子，因而被告到包公門下。和它相似但流傳更廣也更具代表性的是《秦香蓮》。包公審理這些案件時的困難不在於案情撲朔迷離或是非難斷。秦香蓮的丈夫陳世美上朝取應得中高官並且被招了駙馬，貪圖富貴背棄發妻秦香蓮。香蓮攜兩個幼子千辛萬苦地來到京城，他拒不相認不說，更惡劣的是他為絕後患居然派手下去追殺妻兒。僥幸逃過一命的秦香蓮怒而投告到開封府，對於包公而言，案情的真相一目了然。
男性地位改變後停妻再娶，這既是家務事又不止於此。包公審理這樁案子，重心不在於陳世美在婚姻上對秦香蓮的背棄，而是陳世美貪圖富貴且道德淪喪，不僅德性有虧，且悖於宗法。所以秦香蓮明知陳世美成了駙馬仍然來要求“公道”。主持“公道”本是“青天大老爺”職責所在，但是在這個案子裏，有“包青天”犯怵的地方。
在秦香蓮的案子裏，包公要對付的不是宰相女兒，而是皇家的駙馬爺。宰相雖然位高權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仍然是臣，與最底層的縣令之間的差異還是可以度量的，而且在理論上縣令也有升遷為宰相的機會--包公就是從縣令漸漸做到副相的實例;宰相和皇帝之間的差異則不可度量。因此，《珍珠記》隻是《陳州糶米》之類劇目的“宰相版”，包龍圖在《秦香蓮》裏麵對的是皇家的絕對權力，正是包公在陳世美與秦香蓮的訟案中執法公正，才體現出明清年間比雜劇時代更顯偉大的包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