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1)(1 / 1)

造神運動中外古今皆有,一些或許並非最不出色更談不上偉大的人物,經曆類似運動,成為千百萬普通民眾崇敬的偶像。關公、包公都是其中的好例子,他們經無限地拔高,最後呈現在我們麵前的形象,與其原貌已有天壤之別。當然,這類造神運動與晚近我們親曆的造神運動有異,一是死人與活人之別,另一個區分更重要,晚近的造神運動由於所造的對象是活人,自是加倍地困難,雖有強權推動,終究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而關公和包公,是在千百年的漫長曆史進程中無數民眾通過想象與創造自發營造的,顯然有更強的生命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戲曲改進”運動,一群留學東洋愛穿西服年少氣盛浪漫可愛的新文藝工作者,從《聯共(布)黨史》那裏學了點階級分析方法的皮毛,以為就此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按照這樣的方法一分析,包公無疑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了,這樣的官吏隻能幫助封建帝王統治勞動人民,焉能用此來教育人民娛樂大眾?人民千百年來津津有味地欣賞和喜歡、崇敬包公,也都成為不覺悟的麻木和愚昧的表現,因此動用各級政府的強力禁演,鬧騰了幾年,最終還是沒有成事,包公戲從城市到農村,仍然火得不行。《聯共(布)黨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很多領域無往而不利,不僅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在史學領域更是所向披靡,卻在戲劇領域打了敗仗,而且輸得很難看,其中緣由,值得琢磨。

顧頡剛說曆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書寫關公和包公事跡的曆史更是如此。當然,關公和包公也不一樣,如果說關公的神化是民間社會尤其是邊緣群體通過傳說、平話講史等方式,在想象中創造的社會秩序的化身,那麼,包公更多是平民們通過戲劇這種特殊的娛樂形式,通過想象與希望塑造的公平與正義的象征。是的,包公一直是中國戲劇領域的重要角色,以包公為主角的戲劇幾乎伴隨著中國戲劇發展的整個曆程。至於包公形象的演變,本身就是一個曲折複雜的故事。

曆史上的包拯在北宋天聖年間中進士,曆任天章閣待製、知諫院、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最後官至樞密副使。據說包拯在世時包公的故事就被民眾口口相傳,但就像所有民間故事一樣,最後都遠離其原型。有關包公的民間傳說,其中涉及到包公的身世以及職銜的部分,多數隻是捕風捉影,包公戲的戲詞大約要以“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上”最為出名,存世的包公戲,包公幾乎都在開封府審案。但事實上,包拯在開封府任上的時間並不長,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包拯58歲才獲任命權知開封府,所謂“權知開封府”,即“代理開封市長”,他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佑三年六月離任,前後隻有一年多時間。曆史上的包拯在中央政府擔任過監察禦史,對貪官汙吏的行徑多有揭露,與他後來的公眾形象頗有聯係,但終其一生,多數時間隻是擔任各地縣州一級的地方官。他50歲左右終於被提拔進京,不過,在京城期間,也隻以閑職為主,這也符合他的文人身份。宋代倚重文人,但是這倚重漸漸成為虛招,包拯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天章閣待製”和“龍圖閣學士”兩個職務,就是典型的賜給文人的可有可無的虛職,看似地位很高,但是實際的權限卻像牛皮筋一樣忽大忽小,完全掌控於皇帝一手。

包拯在元雜劇裏多被稱為包待製,不像在後代民間流傳的戲劇故事裏多數稱之為包龍圖。元雜劇故事的包拯,已經是典型的決獄斷案的清官,並已成為“包青天”--在這裏,區分“清官”和“青天”是必要的。所謂“清官”意指官員清正廉明,所謂“青天”是指官員有決獄斷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