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四郎探母》當然要為楊四郎之成為讓人同情的戲劇主人公解決一些道德上的障礙，比如說強調四郎是在流落番邦的特殊背景下，被擒後為了求生不得已改名換姓，又因其英武誤打誤撞地成了駙馬，這樣，他既不是投降更不是背主求榮，雖然他確實獲得了榮華富貴;至於一十五年的時間區隔，雖然不能用來作為四郎不再愛國的理由，至少可以用來說明他與鐵鏡公主的深厚感情。在這樣的前提下，《四郎探母》就可以把楊四郎已然成為遼邦駙馬當成一個既成事實來演繹，來正麵地解決此時此地的楊四郎究竟應該怎樣做人，究竟應該有怎樣的行為準則這一難題。它想要讓讀者和觀眾理解的是，假如一個人已經落到了這種境地，那他將如何解決他所麵臨的問題;因此我們要討論的是京劇《四郎探母》裏的楊四郎，而不是如何才能培養出更完美的楊四郎。一邊是母親、發妻和祖國，一邊是給予自己恩惠和安逸生活的遼邦以及一十五載對自己情深似海的公主、太後和親生兒子，在這裏，他對兩個家庭甚至包括兩個國家的情感衝突，就構成了楊四郎道德悲劇的核心。在某種意義上說，楊四郎的困難就在於，無論他做什麼選擇都意味著背叛。而他的選擇，就是在背叛的宿命中，堅守住自己做人的最後底線，於是在我們這個始終強調“忠”和“孝”的文化環境裏，楊四郎雖然夠不上“忠臣”“孝子”，卻因其還有“義”，才得以被民眾接受、理解，並且因其對“義”的堅守之困難而獲得巨大的同情。
這就是京劇《四郎探母》的曆史分寸感，難得的是《四郎探母》從明清一直演到今天，從頭至尾，沒有用一點筆墨去試圖將楊四郎“塑造”成威名遠揚的什麼“大將軍”，也沒有用什麼人性至上的人道主義理論去為他投身番邦做正麵的辯解。這恐怕是電視劇《施琅大將軍》的創作者們在曆史的大是大非方麵需要虛心學習的。施琅反複無常，背主求榮，不管算不算漢奸，至少總是個不義小人，就算從幾百年以後的結果看，他收複台灣是一件於國於民有利的好事，也並不代表他就因此變成了一個蓋世英豪。就像殘暴的秦始皇一不小心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條長城，並不能因此嘲笑孟薑女，說她的精神境界太低以致無法理解丈夫在從事為中華民族建築永恒象征這一不朽的事業;更不能因此就忘記秦始皇的殘暴，殘暴就是殘暴，不能因為他在客觀上為民族與國家成就了一樁功德就予以原諒甚至加以粉飾。
在我看來，評價一個曆史人物，關鍵並不在於是將他回放到他所處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還是用所謂“今天的曆史眼光”加以評價，而在於無論是將他放到原初的曆史語境裏還是放在變化了的曆史背景下，他的行為舉止都必須經得起普世道德的苛求;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給予一種行為以正麵的或負麵評價的那個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標準，是應該經得起曆史的檢驗的，因為曆史與文化，都需要有縱深感的道德觀念。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之所以狹隘，正是由於他們把利益視為道德唯一的基石，將是否符合民族的或者國家即時的或永久的利益，看成是判斷與衡量一個人與一種行為的唯一標準，而忘記了人類應該擁有一些更永恒的價值。
這是道德比利益更高更重要的一種強調，哪怕麵對的是“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