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誕生於東漢時期，尊老子為太上老君，教義以道家黃老學說為核心，吸收易學、巫術占卜以及儒家倫理觀念，並吸收了當時的天文學、醫藥學、養生學等自然科學成果。
就在道教創立後不久，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準確地說，這時的道教還不成熟，沒有自己的道觀，經書也不多，但各種道術盛行，道教還處於一種比較原始的狀態。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並沒有立即引發佛道之爭，主要原因在於佛教初傳之際，中土各種“道術”盛行，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一種“道術”，而西域僧人為了傳教的需要，也迎合漢地悠久的傳統文化，自稱“道人”，形成僧道不分的局麵。而且那時的道教還隻是初步形成，沒有成熟。所以道教和佛教那時還沒有發生直接的衝突，甚至還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同以出世為宗，所標義旨大致相同，佛教常襲用道家字義，如“妙”字，即用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塵”字，即用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道教有時也襲用佛義。
三國兩晉時期，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傳播與發展，特別是社會的分裂與動蕩不安，百姓的苦難與被拯救的渴望，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信奉佛教的人日益增多，道教受到衝擊，出現了佛、道在朝廷爭寵、進而相互詆毀、抨擊的情形，甚至在曆史上出現過幾次極為激烈血腥的、你死我活的佛道相爭。起初的佛道之爭僅限於兩教之間的辯論，王室是以超脫者的身份予以仲裁。但到了後來，朝廷開始主導佛道之爭，甚至大開殺戒。
在佛道之間的辯論中，以下幾個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
其一為“夷夏之辯”。在此爭論中，道教徒認為道教為華夏學術傳承，而佛教則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為華夏君子所不齒。而佛教徒則反駁說：華夷文化雖然不同，然而隻是形象的差別，形象隻是表麵的，佛道基本理論並無不同。
其二則爭論教主孰先孰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雙方不惜偽造曆史。最為著名的是西晉道士王浮偽造的《老子化胡經》，言老子出關之後，西涉流沙，入天竺（古印度）從事傳教，化異胡人，釋迦牟尼實為其後世弟子，雲雲。起初化胡說對於國人接受佛教，使佛教在中國立足卻是有利的，因而佛教曾長期對此保持沉默。但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已經形成氣候，要自立門戶，獨立發展，便不能再容忍道教對它的貶低，開始對老子化胡說進行反擊。佛教徒根據曆史常識，指出此係胡編亂造，同時佛教徒也不顧史實，宣揚三代（夏朝、商朝、周朝）即有佛陀現世，周代即已傳入佛法，孔子已知佛教等妄說。又有佛遣三弟子到中國教化，儒童菩薩即孔丘，光淨菩薩即顏淵，摩訶迦葉即老子之說，把道教奉為教主的老子和儒家的聖人孔子也說成了佛的弟子。
其三佛教徒利用佛典浩瀚貶低道教，道教徒則急於在經典數量上同佛教一比高低，大肆偽造經典，佛教徒又不遺餘力地揭露道教經典的偽造、篡改和晚出。
其四道教徒認為佛教流入中土，導致國家衰亂，“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而佛教徒則反駁：“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
佛教早在初傳之時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評與反對。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勢力日盛，儒家更從社會經濟、王道政治、倫理綱常等多方麵來排斥佛教，如指責佛教不耕種，不婚配，不講親情孝道，違背禮法，傷風敗俗，使人斷子絕孫。麵對儒家的種種攻擊，佛教徒或者通過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配等來說明儒佛一致，或者在佛教的思想體係中加入忠孝仁義等儒家的內容以調和儒佛的分歧，而更多的則是以社會教化作用的相同來強調儒佛的互為補充，可以並行不悖。
南北朝時期佛教與儒道之爭全麵展開、“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有兩次出現在這個時期，而這兩次滅佛事件都與佛道之爭有密切的關係。
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點和學風，佛教與王權以及與儒、道的關係在南方和北方的情況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但對儒、道也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於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導地位。即使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帝王對過分發展的佛教曾采取了某些限製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較溫和，儒、道對佛教的批評攻擊有時雖然很激烈，但也僅停留在理論的論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