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一點，他們都明顯地覺得自己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他們對人類的別的成員極為蔑視，覺得他們是異己，一點都不體麵，應受到鄙視，倘若可能，還要躲得遠遠的。在這樣觸目驚心的規律當中，乍一看希臘似乎是一個例外。不過他們高傲地認定自己是海倫的直係血親，天神的兒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下來的人，這說明他們對本種族的人很尊重。他們輕蔑地將非希臘人稱之為野蠻人（希臘文barbarous這個詞的意思是陌生、外來的、粗野、奴性與無知），這表明了他們極其蔑視一切的非希臘人，粗率無禮地當他們是異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麵確實勝出一籌並且心胸開闊的傑出科學家、哲學家們也覺得他們是劣等人。
這說明至少在這一方麵，他們與愚昧的澳大利亞土著人的水平相當，那些土人一直都沒學過三以上的數，卻揚揚得意地告訴歐洲最早的訪問者，倘若問他們是什麼人，則是十分愚蠢的，由於他們顯然是獨一無二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上帝的人”。我們注意到的羅馬人不受這樣一種傲慢無禮的令人厭惡的形式的約束。這並非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評價比別人低。一定不要這樣覺得！他們如同現代的英國人一般，覺得自己理所應當是至高無上的，因而他們不屑於就這一點作一些明確的解釋。他們是羅馬公民，這便夠了。對如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這是誰都可以看到的——大驚小怪未免太有失體統。對此羅馬人一點也不在乎，至少在這一方麵不在乎。
有關純種族的概念使得大部分部落與民族覺得自己是絕無僅有應當被稱為真正的人民的人，這一點我就談到這為止。不過這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細節，由於伴隨這種怪異的排外與帶有優越感的種族意識，以及對宗教、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相異可重要無比的問題的特定信仰。結果，所有組織不論大小都一直居住在警衛森嚴的城堡中，用偏執這個頑固的屏障抵擋外界與外來所帶來的影響。美國已獨立自主地生存一百五十年了。確實，清教徒不寬容的行為是沒有可吹噓的地方的，不過畢竟我們躲避了最危險的極端行為。但是現今，邊遠的地方已被開發了，國家正快速地走入定型，我們卻仿佛沒有從地球古老的一些種族的錯誤例子中吸收充足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領地上，一切種族集團仍死死地抱成團，各自把自己的禁忌推廣開來，仿佛從未聽說過《人權宣言》一般。宗教團體似乎一直都沒有提到過《憲法》中有關出版自由的規定，不僅強行下令自己的成員應如何閱讀與思考，還一點都不顧經全體人民選出的代表所製定的法律，自己開始製定起法律來。在咫尺間，我們便可以看到（倘若我們願這樣做的話）某種窄小的精神與種族排他性的肆意發展，直到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都被認為是黑暗時代的可悲的殘餘。十分明顯，我們對形勢的太過樂觀稍微有些過早。在最近六年的發展之中，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包括過多各種各樣的偏見同片麵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意識的增長使得最抱有希望的人們開始相信，在不知不覺當中我們已經回到了幾乎是完完全全的中世紀。
這樣的發現並不愉快，可是就像某個法國的酷愛哲學的將軍不久前說的那般（幾乎可以說是預言）：“對不愉快的事情生氣無任何價值，因為事實完全不在乎，所以也不會改變”。因而對這些最不受歡迎的發展讓我們勇敢地麵對，作出符合邏輯的結論，找出應付它們的辦法吧！
從最廣闊的意義來看，寬容這個詞一直就是奢侈品，購買它的人隻會是智力超群的人——這些人往往在思想上是脫離了不大開明的同行者的狹隘偏見的人，看到全人類具有廣博多姿的遠景。
他們就仿佛我在本書開頭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奧裏利厄斯·希馬丘斯對我們提出的質疑：既然我們抬頭共看相同的星星，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世界上的旅伴，既然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既然生存之謎深奧得僅有一條路才可以讓人得出答案，那我們為何還總是互相為敵呢？可是假如我們敢這樣做的話，而且引用某個古代異端分子的高尚之言，那些堅持僅有一條通向拯救道路（也便是他們的那條路）幫派別的不寬容頭目便會立刻向我們嚎叫起來，而且向我們投來石頭與木棍，那些沒有順著他們的狹窄小道上走的人注定要永久淪入地獄，所以就嚴厲鎮壓他們，以防他們的懷疑給他人帶來影響，讓別人也去嚐試在“唯一具有權威性的地圖”上沒有標明的路徑。昆塔斯·奧裏利厄斯·希馬丘斯在公元四世紀生活。從此之後，具有高尚思想的人偶爾會提高嗓門來保持這種精神與種族問題上的中立態度。他們有時（不過是很短的一段時期）甚至成功地創立了自己的集團，在那個地方人們能夠無所約束地思索，而且準許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尋找拯救。然而這種寬容的態度往往是上層領導強製施行的。
下層階級是不會有它的，他們不甘接受上層階級的幹涉，憑借傳統的權力，總是強行讓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可要是沒有其他方法讓別人開竅，便會運用武力逼迫他們“入會”，所以以防流血事件的發生，常常需要警方出動。全部美國人應該永遠感激的是，是一批真正的哲學家締造出他們的聯邦的，這些人不愧有哲學家這一稱呼，他們擁有實際的廣泛經驗，完全與十三個移民區早期曆史上典型的宗教狂熱分子脫離開來。
這代人最後得到了回報，但是等他們離開人世之後，千百萬饑餓的歐洲人就如潮水一般地湧到了他們曾想建立理智之國的完美土地，這樣的歐洲人不單單帶來了強有力的臂膀（這是他們所必需的），還帶來了傳統的先入為主的偏見。他們僅僅相信自己的見解，在所有問題上都隻依從自己，從不兼聽旁議。當時的我們太過樂觀，又忙於探測大陸的資源，認為有了這一口大熔爐便將一切問題都解決。不過要熔化一切物質，最好是經複雜緩慢的過程，還需要時常的監督與照看，由於人的靈魂不願被液化，它比我們知道的所有東西都頑固。結果就是目前這樣的局麵，用機關槍與集中營武裝起來形形色色現代的不寬容比中世紀的還高一籌，原因在於中世紀要想“說服”異端分子也不過是運用地牢與緩緩燃燒的火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