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前幾頁我曾講過，對不愉快的事情所采取熟視無睹的政策我並不信任。所以我下了很不樂觀的結論：最少在當前我們對眼下十分可悲的事態是不能做任何建設性的事的。我們一定要接受這樣的勢態，同時又要慢慢地給未來作出明細的規劃，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絕對也不可以讓自己措手不及，因為文明再也忍受不了類似近六年中所受的形形色色無休止的摧殘了。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這段期間的戰爭如同一場颶風。它不但摧毀了大多數人類組織，並且讓大量的人死去或陷入窮困潦倒的地步，想在短時間裏消除這樣的損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這場災難中活下來而且毫發未傷的人們，興高采烈地隻顧修整自己的房子，完全不在乎別人的大廈成為了一片廢墟。最後，在身邊受打擊最重的被拋棄的裏弄中，想進行諸多正常與健康的生活狀態已徹底不可能了。
隨後，在某些荒涼的地窖的廢墟當中，沒有人知道是從哪個地方跑來了一些生疏的、不健康的人，他們把一些被拋棄的人聚集起來，開始大肆宣講自己發明的學說，這些人生長在人跡罕至荒蕪的灌木叢中，那兒根本不會培養出健康與理智的生活哲學出來。既然重建工作已落後好多年了，我們便能夠以正確的看法去觀察它。世界大戰之後，地球急需諸多新鮮空氣、陽光以及美好的食物，這比所有東西都要迫切，然而它得到的卻是饑餓與失望。因而好多有害的新學說產生了，它讓我們想起了那些讓人難以置信的信條，它們是於三、四世紀小亞細亞衰落的沿海城市中的惡臭滿天的曲折小街裏發展來的。可是最後，新拯救先知們的信徒無法忍受，於是就逃了出來，湧進我們較為寧靜的村子裏，對此我們毫無準備，就好像十七個世紀之前的亞曆山大人一般，那時周邊沙漠裏的惡霸圓睜怪眼，闖進學校，把哲學家處死，原因在於他們傳授的寬容學表明了對那些自以為掌握唯一真理的人的詛咒。
誠然，目前我們像過去一般驚訝與絕望。現在我們再想一次清除席卷了全球的瘟疫——偏執與惡霸精神的瘟疫——已為時過晚了。可我們至少應該有勇氣承認它們存在的事實，將它們看成是一些十分老的人類性格在當今社會的再現，好多年來，這些性格總是在沉睡之中，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時機一成熟，它們不但要凱旋而歸，並且因為受了如此長時期的壓抑，它的粗暴、憤怒以及殘忍的程度比曆史上一切時期都甚。這便是而今擺在我們可怕的目光前的遠景。我們自己（祝福廣闊的大西洋吧！）在近期爆發的這場種族與宗教狂熱的惡果中相對還是安全的。可要是我們常備不懈，瘟疫就會登陸我們的海岸，毀掉我們。剛剛我問自己：“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在我看來，除了保持冷靜的頭腦和隨時做好準備，無任何事情好做。說嘴皮子產生不了什麼成效。幻想自己怎樣的優越，這樣的思想與感情上的衝動隻不過是加快了崩潰的過程。
因為民主的敵人會將我們的可憐與和長時間容忍的態度誤認為純粹的軟弱，所以會采取相應的行動。以後我們被關押到集中營之時，我們才會想到，歐洲中部的民主國家與我們一樣，也是如此被毀滅的，他們對持絕對對立理論的人高聲談論什麼寬容，就仿佛對白螞蟻甜言蜜語地吹噓“大家有著無法分割的權力”，然而這些白蟻卻正在將我們腳下的基石摧毀。不——對我所理解的目前形勢，進行直截了當的反擊已為時太晚。是我們激發了敵人進來的勇氣。我們給了他們諸多安全的保護，直到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反對他們的保護人，而且被迫讓保護過他們的人過低下的生活——毫無自由的生活。然而在我們地球上寥寥無幾的幾個地方還有自由殘存，那些正直與正義感很強的人有義務——急切的與絕對的責任——養精蓄銳，將自己保存下來，用以迎接開始進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的到來。所有人都不該覺得這是失敗主義者的體現，或者是不敢應戰的人所提出的看法。
絕對不是！事實就是事實，因為不可饒恕的大意粗心以及不具備承擔責任的勇氣，暫時我們失去了大量領地，所以目前我們多少應該撤離，然後為再一次發動啟蒙運動打下基礎。這樣一來就給了我們在寬容這個問題上鍛煉自已的實際任務。我們必須結束能過就過、漠不關心的局勢，首先要端正看法，不要認為這種事情不會在這裏發生。它們不但可能發生，並且已經發生了，還不止發生一次。當我們勇敢無畏地接受軍隊式的嚴格紀律——這支軍隊接受命令進行一次決戰——之時，一定要為那個愉悅的時辰打下堅實的基礎，那時我們可以再次為帶來最後與長期的理性而前進，讓它發揮威力，給我們以自由。朋友們，這裏有一項留給幾位堅定自願者的任務。我不否認這將會是我們接受到的最艱苦的一場搏鬥，可是擔任它的人會流芳百世。這場光榮鬥爭幸存下來的人將作為人類真真正正的慈善者受到人們的熱情高呼——他們讓人類脫離了好多代以來的偏執與自認為正確的優越感的約束，一旦這樣的偏執與優越感加上懷疑與恐懼，會讓最謙卑溫順的人成為萬物當中最十惡不赦的畜生與寬容理想的天敵。1940年8月於康州老格林威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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