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移民主要安置在河北地區。其中有六批明確記載遷入冀州、棗強、盧龍、山海關、真定府、晉州、槁城、廣平、清河、南宮等地。永樂十四年（1416年），遷山西民於真定、晉州、槁城等地屯田。永樂十五年（1417年），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地之民，遷河北中部各縣。
位於建設北大街的柳辛莊村，是由康家莊、康家屯和柳辛莊三個村合並而成的。康家莊就是明代移民的自然村，這個村的白氏家族，與西古城白氏家族原本是一家。在一街之隔的西古城白氏祠堂內豎立著清同治六年（1867年）白氏族人為始祖白義刻立的碑記，鐫刻著“大明洪武年間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徙來白氏始祖”字樣，說明白氏祖先是洪洞縣移民。
文獻記載，永樂六年（1408年）六月，山東安丘縣人刑義等，“以本邑人稠地隘，無以自給，願於冀州、棗強占籍為民”。經批準，戶部“徙青州諸郡民之無業者居冀州，凡八百餘戶”。
這些遷民來到河北，除少數到舊村莊與當地土著居民雜居外，多數是開墾無人耕種的閑置土地，另立新村。
根據20世紀80年代地名普查資料統計，在石家莊市郊區的一百一十個村落中，明初遷民建村的有東焦、西焦、馬家店、孔寨、東王村、桃園等十幾處，占自然村總數的15%。桃園村《呂傑夏墓碑》鐫刻“世傳家譜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往東古城村邵同社民籍第二甲，又遷至桃園村居住”，證明該村的呂氏家族的祖先，也是從洪洞縣遷來的。
橋西區的大談村，明代原名譚營，後改譚村，明嘉靖《獲鹿縣誌》裏就有“譚村”的記載。該村明萬曆七年（1579年）陳氏七世墓碑上刻有“明永樂三年（1405年）由山西孝幹縣遷至真定府獲鹿縣鎮頭社西譚村”字樣，可見陳氏也是明代移民。
石家莊市廣安大街西側的談村，包括正定縣小談村和獲鹿縣範談村。該村的張氏，是這一帶的名門。民國時期的張良弼，曾任河北省督學，他女兒張安娥，是國歌詞作者田漢的夫人。《張氏祠堂碑記》記載，張氏於永樂二年（1404年）從山西遷於此地，也是山西移民。
那麼，為什麼有那麼多河北的居民，都承認自己的祖先是從山西洪洞縣前來的呢？
元末明初，河北、河南等地災疫兵亂之時，山西相對風調雨順，社會相對安定，鄰省的難民不斷流入，使山西中南部人口稠密。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有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兩省人口的總和還多。所以，明朝從山西向河北移民的數量確實較多。
因此，朝廷在洪洞縣廣濟寺“設局駐員”，成立遷民管理機構。凡遷移到外省的山西人，集中到這裏登記，“發給憑照、川資”，編隊遷送。移民在告別故鄉之時，便把洪洞縣廣濟寺的大槐樹記在心裏，世代相傳，形成了後來流傳的民謠。
隨著明朝政府組織向河北移民，尤其是創建北京城之後，河北成為畿輔之地。不少商人，抱著發財夢的勞動者，還有無業流民，自發地來到河北，成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時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紛紛回來，更有不少南方人，居家遷到河北。
在我們這一帶，明代流民自發創建的村落，最典型的是井陘於家石頭村。
百年滄桑，於家怎樣在石頭村世代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