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表述和哈維爾的表述何其相似！雖然情況有所改變，哈維爾把自己所處的環境稱之為“後極權主義”，它的不同在於“行刑室裏的拷打聲已經由建設工地上的歌聲所替代”，但是種種控製——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精神、文化、出版仍然是無所不包的，“一元化”領導仍然是這個社會的核心，壓製采取了更微妙和更精致的形式。對持異議者的迫害和盡可能地推行消費，使得當時捷克人陷入了精神上的屈從困頓和政治上的冷漠症之中。哈維爾不止一次必須回答西方知識分子這樣的問題：你們人數這麼少，你們目前所做的全部隻能為你們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你們覺得真可以改變事情嗎？哈維爾不想否認這些提問者的良好動機，但是，顯然發問者和被要求回答者身處不同的環境當中，西方的持異議者完全不能明白東方“同行們”行為的動機和意義。對哈維爾和他的同伴們來說，他們采取的行為首先是一個“中斷”，是感到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是自己的忍耐到了盡頭，是將自身作為一個起點和支點，試圖衝破令人窒息的極權主義羅網，撬動極權主義的鐵板一塊。而在這之前，控製的力量也是通過包含他們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人默默忍受而完成的。所有的人都參與了這個製度的創造，每一個人的參與構成了“常規”，迫使其他人就範。但是某一天我們中的某個人突然不幹了，他不再去投票站投票，他明白那不過是一場鬧劇；在開會的時候，他也不跟著海闊天空、胡言亂語。事情就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轉變的原因並非複雜深奧，僅僅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東西——他的被壓抑的良知。當他被割斷和自己的良知的聯係時，他感到自己是枯竭的和無聊的，他的生活是缺少尊嚴的。假如這樣的人不止一個，采取同樣行為的還有劇作家、教授、醫生、演員、律師、工程師、天主教教徒和前共產黨員，他們這些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社會身份的人走到一處，就是“七七憲章”運動。顯然，當時沒有人能夠估計到這場聲援（對象隻是想唱自己喜歡的歌而被捕的少數幾個人）後來所引發的一係列更為嚴重的事件和那個更大的巨變，於那個特殊的時刻僅僅是“中斷”就夠了。在一篇題為《七七憲章的意義》的文章中哈維爾交代了一個偉大開端的誕生：“很多人已‘厭倦了自己的惰性’，開始意識到不能老等待別人來改變現狀；很多人已不能忍受總是被動地充當曆史的客體，重新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的範圍內成為曆史的主體；很多人感到社會避難所裏的沉悶空氣令人窒息，從而感到為改變共同命運所應承擔的共同責任。”“七七憲章”並不像聽上去那樣是一個組織，它甚至不具有一個組織形式，凡是在最早的那份宣言上簽名的人都被認為是憲章派，人數上沒有任何具體的限製；它同時還是一個大“籃子”，許多分享同一理念的人分頭寫成的文章，都不具名地放進“憲章文件”這個籃子裏，讓需要的人們讀到。在考慮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時，哈維爾回憶道：“問題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我們應該試圖去做更長遠目標的事情，而不是坐在一起寫出一個草草了事的宣言。每個人從最初也都明白，無論最終出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它在本質上必須是多元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任何派別，無論多麼強大，都不能在其中扮演一個領導作用或在憲章上打上自己的‘印記’。”最終，哈維爾他們把自己的活動命名為“公民的首創性”（citizens" initiative），這是一種比起我們此前知曉的任何運動的形式，距離最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