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洞察的基礎之上，阿倫特開始針鋒相對地解決問題。如果說極權主義剝奪了人們的存在感，那麼人們怎麼才能恢複自己是存在的那種感覺？如果說極權主義把人歸於無效和癱瘓，那麼人怎樣才是有效的和有力的？如果說極權主義把人黏在意識形態的羅網上，用虛假的承諾來製造列車正在行駛的那種幻覺，那麼怎樣才能使人重新回到地麵上，將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礎之上？而人們之所以吊在空中，不敢接觸地麵，寧願采取虛假的說辭，是因為他們無法應付現實世界造成的那種不確定、不安全的感覺，這種封閉的心態如何打破？所有極權主義現象是由極權主義政治啟動和造成的，但是它們發生的領域卻不僅是政治的，而是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麵，因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就不能隻是停留在政治領域。尤其不能隻是局限在權力運作領域，不能隻是向社會的權威們建議如何改進他們的做法，如何完善現存的製度；相反，應是麵向那些深受極權主義毒素浸淫的人發出籲求，訴諸他們的存在、感受和行為。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的思想具有一種真正的草根或者基層的性質。在她複雜晦澀的表述背後，是從分析基本的生活形態開始試圖調整現代政治結構的框架，是返回到人類生活的基本狀況來為政治建構提供依據——說到底，政治不應該淩駕於人類生活之上，更不能與人類生活為敵，而應是符合人類生活的條件和要求的：人們在什麼情況下生活，他們就在什麼情況下展開他們的政治活動；人類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性質，他們的政治生活就可能擁有什麼樣的性質。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阿倫特總是將她的表述架構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間，她的“政治”概念為什麼與“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這些概念混作一處，其中同時交織著有關個人的自我彰顯、他人在場的“共同世界”及其永恒性、言談的力量等，所提供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生活景象。它們首先是非政治的，是存在論意義上的，但是作為政治的背景、根基和原型，它們尤其是針對極權主義銷毀真實的個人和社會的，從而擁有一種完全是政治的意義。
寫於1958年的《人的境況》就是這樣一本非政治的政治理論著作。居於這套表述中心的是“多樣化”（plurality），依次呈現在這個維度上的是這樣一些東西：
1.“人的出生”。人的誕生的事實表明他是一個“主動的存在”，一個開端，而“行動”的最初含義就是和“開端”相重疊的，一個出生就意味著一個行動，意味著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2.行為的自發性。與極權主義的全知全能相反，實際世界中的行動者並不完全清楚自己所從事的事情的意義，行動有其自身的生長空間。“（行動）這個詞的字麵意義，”阿倫特指出，“其含義是由一位科學家偶然揭示出來的，他嚴肅地指出‘基礎研究就是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毫不知曉的情況下正在做的一切’。”
3.行為的不可預見性。“由於行動可能不知從何而起，它進入一個導體，於其中每一個行動都會變成一個行動的鏈條，每一個過程都是一個新過程的原因，因此，這些行動的結果是無限的。”一般理解行動的“無限性”隻是在參與人數的無限性上麵，但是就一樁行為對他人影響可能產生新的行為而言，它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圈子中進行，不可能固定於兩個參與者之間。在這個意義上，“人數上的無限性可能遭到忽視，因為人數的無限性會使得人們順從於一種有限的、可以抓在手中的環境；而在限製性最強的環境中一項最不起眼的行動，也會得出同樣的無限性的結果，一個舉動，甚至哪怕是一個詞，就足以改變每一個星座”。
1960年，在《什麼是自由》一文中，阿倫特熱情讚美行動的開創性質，就它對僵化的自然過程是一個“中斷”而言，它是“奇跡”：“每一個行動，不是從其代理人而是從其發生於其中的框架和打斷自動性而言，都是一個‘奇跡’——是一種不可能被事先預料的東西。如果行動（action）和開始（beginning）在本質上是同一的，隨之而來的是，展示奇跡的能力必定也是在人類的範圍之內。這聽上去有點兒奇怪，但實際上的確如此。每一個新的開端（new beginning）都是作為一種‘無限的不可能性’而破入這個世界的，這是它的固有本性，但正是這種無限的不可能性實際上構成了我們稱之為現實事物的經緯。說到底，我們全部的存在，就建立在一連串的奇跡之上。……由於這些奇跡的因素出現在所有現實之中，所以不管我們懷著恐懼或希望如何期待，當它們降臨時還是給予我們巨大的衝擊和令我們感到驚奇。一個極具衝擊力的事件永遠不可能得到全部解釋，它發生的事實從根本上超越了所有期待。經驗告訴我們奇跡的事件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深奧的，相反，它們是最自然的，在普通生活中是平凡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