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來看，從道德方麵提出問題與阿倫特的理論相差甚遠。阿倫特反對僅僅從道德立場來解釋政治問題和作出反抗，應該說，她在這方麵的論述同樣具有針對性和富有洞見。在阿倫特的表述中，“良心”是一個更為私密的存在，“良心”所遵循的是主觀原則，因而“不能被普遍化”。根據自己的“良心”行事的可稱之為“好人”，但他們的出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好人隻在危難關頭才會現身，仿佛從虛空中冒了出來”。從“良心”出發可能導致一種“善行”，同時這種善行本質是隱而不顯的，因此，“良知是非政治的”，它處在“公共領域的對立麵上”。哈維爾也曾經提到，有一種人在私下裏對他們個人表示善意，但是對他們的公開活動卻避之唯恐不及。當遇到這樣一種複雜難纏的問題時，記住那個美國人傑弗裏·艾薩克說的一句話是很有意義的：“當米奇尼克或康諾德告訴我們某些重要的事情時，你不要以為他們把這個話題說完了。”撇開“生活在真實中”這種說法背後那些隱藏的層麵，至少對哈維爾這些人來說，他們公開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是站到一個亮起來的公共舞台之上，是用言辭對周圍環境作出有力的回應。他們的動機是道德的，但是，當他們把自己交付於看得見的行為，公開說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讓更多的人聽到和看到時，就構成了這些行為的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性質。實際上，阿倫特在另一篇論文《真實和政治》中對說真話如何成為一個政治因素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隻有當一個共同體開始固定地從事一種有組織的謊言，而不僅僅是在具體問題上撒謊時，真誠本身，沒有權力和利益的歪曲性力量作其後盾的真誠本身，才能夠變成一種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一個人於每一件重要事情上都撒謊的世界上，真理講述者就開始了行動，無論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經開始了行動；他同樣也是使自己投入了某種政治事業，因為隻要他幸運地沒有滅亡，他的存在本身就會開始改變這個世界。”這可以看作是“反政治的政治”的更早表達。阿倫特在公共場所中亮相的思想，被人稱為具有一種“劇場性格”。正在為哈維爾寫傳的美國人約翰·肯尼把哈維爾形容為一個始終的“劇場詩人”，某種劇場效果並不是人為造成的，也不是巧合，而是某種困頓和瞬息萬變的曆史境遇所致。阿倫特說：“在政治領域中準備和期待‘奇跡’。災難越是深重，自由的行為越是顯得富有奇跡性質。”與此相關的哈維爾表述是：“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後才可能看見星星。”
1989年之後，哈維爾還在重複那些“良心先於政治”的話題，但說到底並不奇怪。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的分析，是建立在阿倫特對西方現代社會批判的基礎之上的，阿倫特批判西方政治的“無人統治”、“官僚化”、“科層製”、“例行公事”這些表述，對哈維爾來說，不僅非常熟悉，而且也是他建立自己視野的出發點。關於當今社會政治（及政治家）越來越失掉了與人類生活的聯係，失掉了與人類責任感的聯係，切斷了通往一個更大資源的道路，不能有效地與生活“隱藏的層麵”對話等，哈維爾曾經臨時用了一個“後民主”來形容它們。割斷和取消與人類經驗相聯係的政治，在哈維爾看來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將一種人性的尺度帶進政治領域，賦予現代政治以人性麵貌，將政治帶回到非政治的源頭，阻止它在少數人手中變得枯竭和虛無，其意義不僅對劇變前後的東歐地區，而且對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也是一個有力的警鍾。當哈維爾說“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提醒”時，其背後所包含的全部豐富的議題是，阿倫特的非政治的政治理論已經由哈維爾，經由東歐這個地區，再度傳到西方而煥發出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