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領域中工作的有兩種不同的人，他們被混作一處，但其實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一樣。一種人可以稱之為“辯士”，他們的工作是辯論，其活動主要是在同行之間展開，就隻有同行才熟悉和有資格參與的話題和概念展開辨論，外人幾乎插不上嘴。真理越辯越明，但也有這樣的時候，越辯越歸於無效。可以稱之為“思想家”的是另外一些人，他們考慮的是思維活動如何和這個世界相匹配，如何承擔起這個世界，承擔起周圍的現實和人們，但也不排除有時候他們用言辭根本無法托得住搖搖欲墜的世界。
這樣的區分完全不是要劃出這兩種活動在道德上的孰高孰低，用剛剛去世的大師羅爾斯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他所意願的“好的生活”。我隻想指出，的確存在從一開始就目標不一樣的情況，不同的情況則需要不同的對待。1964年，汊娜·阿倫特在接受德國記者高斯的訪談時說，她年輕時對政治不感興趣，在很長時間之內，她處在一個純學術的圈子裏，對她生活產生震撼性影響的是1933年帝國議會縱火案，緊接著是大規模的非法逮捕，那時候開始她就覺得自己對某些事情有了責任。她隨後踏上逃亡之路，伴隨著一種深深的失望，即對自己曾經所屬的那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失望，她一度發誓再也不參與任何一種知識分子的工作，於是投入到法國的猶太人流亡組織的實際工作中去。當然，事隔多年之後，阿倫特最終還是以一名傑出的知識分子的工作為世人所知。然而不容混淆的是，在她後來擅長的政治理論的領域中，她擁有一個完全是非學術的起點，她不是從別人的學術活動開始自己的學術活動，沒有比她更加遠離在同行麵前發表演說、進行辯駁的辯士了。同為猶太人的德語作家卡夫卡曾經說過，他的幸運在於“自己的弱點正好和時代的弱點結合在一起”，借用這個句式可以說，對阿倫特來說，她個人生活中的痛點正好和時代的痛點結合在一處。她是一個受難者。受難是一個行動，受難是在世界中的受難，按照她後來的理論，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是一個開端。那麼，對政治理論來說，阿倫特的受難也是一個新的開端，對以往的政治理論傳統或者哲學傳統是一個“中斷”。
我指的是她能夠再度打通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將政治返回它的非政治的起源，重新挖掘紮根於人類生活中的車富的政治資源，在現實權力運作之外給出政治的不同的起點和視野，為讓政治不再成為少數政治家的壟斷而提供了有力支持。這套表述有一個全然是非政治的起點，與它相匹配的首先不是其他的政治理論，因而在後者看來，它的確有許多弱點和不足，所受到的批評不隻來自一個方麵。辯護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們會說，你看阿倫特盡管有著被納粹迫害的經驗，盡管研究極權主義，但是對西方自由代議製度的好處卻很少認同；同時，那些對西方自由民主製度持批評態度的人也不認同阿倫特的許多觀點，尤其是她將貧困歸入“社會問題”而從政治領域中劃分了出去。最普遍的批評是認為她有一種“精英人物論”的觀點，而這恰恰是和更深入的民主相對立的。更極端的像以賽亞·伯林這樣的聰明人，就差說漢娜·阿倫特的著作是不值一哂的。但是到了後來——她本人甚至並沒有來得及看到——阿倫特的理論的魅力才越來越凸顯出來。發生在1989年前後的東歐事變，受到了來自阿倫特理論的深刻影響。瑪格麗特·卡諾凡（Margaret Canovan）認為：“1989年公民運動的覺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個阿倫特式革命的範例。”傑弗裏·艾薩克（Jeffrey Isaac）在《1989年的意義》一文中，分析哈維爾、班達、米奇尼克、康諾德（Konrad）、赫依達克（Hej-danek）等人的思想時，多處用了“阿倫特的回聲”這樣的表述。波蘭人米奇尼克於1995年承認自己“和一些長期卷入波蘭民主鬥爭的人從阿倫特的政治行動著作中直接受益”。為什麼是阿倫特而不是別的什麼人有可能對這些幾乎處於毫無希望中的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些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麵？對這些在第一線爭取民主的人來說，他們是否在何種程度上“偏離”了阿倫特的某些表述，而在另外一個方向上則重新返回到阿倫特的理論根基，為這套表述提供了更加有說服力的證明？本文試圖揭示在阿倫特的行動理論和哈維爾的以行動作擔保的思考之間，有著何種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