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之內，赫伯特在波蘭國內受到限製。他在20世紀40年代就有作品發表，但直到1956年32歲時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光的和弦》（A Chord of Light）；此後出版的詩集有《赫爾默斯，狗和星星》（Hermes，Dog and Star，1957）、《物體研究》（A Studyof the Object，1961）、《我思先生》（Mr. Cogito，1974），其中《我思先生》使得他在國外聲名大振。這部作品以一種諷喻的眼光打量那位叫作“我思先生”的日常生活，這個家夥和T.S．艾略特筆下的厭世者普魯弗洛克非常接近，據此人們經常將他和艾略特相提並論，在美國甚至有一個“我思先生俱樂部”。而在波蘭的“我思—赫伯特”先生則沒有這麼走運，至1989年前波蘭社會不定期的寬鬆和緊縮，經常使他陷入“抽屜寫作狀態”。
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內，他的新作不能出版，已經出版的詩集也不能上架。他同時還是一個劇作家，他的劇本得不到上演。他閱讀豐富、遊曆廣泛，1962年，他出版了一本討論意大利與法國文化和曆史的書籍《花園裏的野蠻人》（A Barbarian in the Garden），還有一本討論17世紀荷蘭文化遺產的隨筆集《生活仍然戴著馬轡》（Still Life with a Bridle，英文版1991）。
赫伯特獲得了波蘭國內和國外的許多文學獎項，其中為中國讀者熟悉的有1990年的耶路撒冷文學獎。
赫伯特有這樣一些頭銜——“歐洲文明遺產的繼承人”、“具有古典頭腦的現代詩人”，這個多才多藝的詩人在他所有作品中引經據典、穿鑿附會，令他的翻譯者十分頭疼。他不僅像艾略特，對某些東西的著迷使他在性情上還顯得非常接近博爾赫斯。在那本關於17世紀荷蘭的書中，有一篇文章叫作“斯賓諾莎的床”，他的做法看上去是“故弄玄虛”的：我們的記憶最清晰地保留了偉大的哲學家們走向生命終結的景象。他開出了一係列“高尚的垂死者”的名單：蘇格拉底端起那杯有毒的酒送到嘴邊；塞內加被奴隸切開脈搏；笛卡爾在冰涼的宮殿房間裏嘟囔，他預感當瑞士女皇的老師是此生中扮演的最後角色了；老康德則在每天散步之前聞到了磨碎的辣根（一種多年生耐寒植物，也用作調料）的味道，這玩意兒先於他越來越深地沉入沙土之中；而斯賓諾莎正被結核病所折磨，帶病磨他的鏡片，衰弱得不能完成關於“彩虹”的論文。作者其實要說的人是斯賓諾莎：“在他的傳記作者眼裏，斯賓諾莎無疑是一個理想的聰明人，心無旁騖地專注於他著作的精確結構，對物質事物徹底冷漠，能夠從所有的激情中自由地擺脫。但他年輕時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不是被這些傳記作者們忽略不提，就是被認為僅僅屬於年輕人狂妄的想法。”赫伯特接下來講的這個故事的確不十分流傳：斯賓諾莎的父親於1656年去世，由他同父異母的姐姐、姐夫合謀，斯賓諾莎被剝奪了財產繼承權，這位姐姐希望這個埋頭作研究不知財產為何物的弟弟別介意這件事。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斯賓諾莎雇傭了律師，召集了目擊者，搞了一個周詳嚴密的訴訟，讓人感到一位兒子的權利遭到了嚴重侵犯。很快，有關方麵達成協議重新分割了遺產，可是斯賓諾莎不依不饒：他要求將父親遺留下來的所有東西都歸於他的名下，從母親去世的那張床和深綠色的床罩開始數起，包括一根拔火棍、一隻水壺（壺把已經壞了）、一條普通的廚房用的長凳、一個頭部已經損壞的瓷人、一隻壞鍾或者一幅被煙熏黑的壁爐前的畫像，他說自己對這些都充滿了強烈的感情。結果斯賓諾莎贏得了官司，所有的東西都歸他。最終他並沒有停留在享受自己的勝利成果上麵，他隻選擇了母親的那張床，放棄了其餘所有判給他的東西。赫伯特對這個故事熟悉的程度，就仿佛那是他自己親身經曆中最值得拿出來說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