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齊別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所享有的聲望相比，有關他的生平資料少得不成比例。一個當代最富有創造力的詩人，從戰爭年代就開始發表作品，持續寫作大半個世紀之久，目擊了20世紀大部分翻天覆地的事件，最關鍵的，他來自波蘭，這個地區擁有一種傳奇的性質——不管在文化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容易引起人豐富的聯想，他居然沒有什麼故事可以流傳，這不免有些令人失望。隻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這種狀況是赫伯特本人造成的，他或者就是沒有什麼業績可談，或者是他本人不願意去談論它們，因而無法傳誦。
1981年在他母親去世不久，他接受了一位叫馬雷克·奧爾默斯（ Marek Oramus）先生的訪談，其中泄露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個動蕩混亂的世界所經曆過的事情。問題還是由對方提出的：
奧爾默斯：你曾經做過一些有趣的工作，是不是？你當過工會報紙的編輯、店員、會計、環境衛生和安全服設計師、銀行職員等，但是你的文學履曆並沒有體現出這些經驗。你是不是認為它們無足輕重、沒有意義和浪費時間？
赫伯特：我沒有這樣認為。我隻是不喜歡寫自傳。
奧爾默斯：從事類似的工作對你有所助益嗎？
赫伯特：它們在生理學的意義上使得我得以生存。這是一個主要的助益。
所謂“生理學意義上”的存在，是一個低得不能再低的表達。實際上不僅是詩人，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個層次的存在，它們並無特殊意義所在。當然，與西方詩人不一樣的是，對赫伯特來說，從事那樣亂七八糟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不是自己的選擇，其中帶有很多不由自主、被迫的成分，但在那樣的環境中，有此遭遇的不隻是詩人，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大多數普通人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身為詩人做那樣一些事情並無深意或神恩在內，它無法直接成為文學經驗，成為對一個時代的文學表達。也是在這個訪談中，他所透露的身不由己的經驗還有：此時將近60歲的他，除了旅遊，一直都住在波蘭，但是他的公民身份換過四次：戰爭之前他是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公民；接著他的出生地羅烏（Lwow）被西烏克蘭兼並，因此他的護照上麵還有一個備注，說他出生在蘇聯；這之後波蘭被德國人占領，他成了德國人治下的一個“特殊公民”；戰爭結束之後他又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波蘭。這令人想起米沃什也有幾乎一模一樣的表達：米沃什說他自己出生的小城，是一個令曆史老師頭疼的地方，在近五十年內，它依次屬於不同的國家和統治者，人們在大街上看到穿著不同製服的軍隊，先是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然後把這個順序再顛倒一遍。而每次這樣的變更，人們都要重新粉刷街道，政府要重新頒布新的官方語言，孩子們在學校裏要換上不同的課本。和米沃什一樣，赫伯特也屬於那種經曆了大災難（Catastrophe）的詩人。
在這個訪談之後，赫伯特所處的環境又發生了兩次重大變化：一是他出走巴黎在那兒待了五年，到1986年回國；二是1989年春天，波蘭反對派和當局坐到一起，經過艱苦的談判達成了包括舉行大選在內的一係列協議，完成了波蘭的“天鵝絨革命”。但此後不到十年他即去世。
赫伯特擁有豐富廣博的學院知識背景。1944年他進入克拉科夫（Cracow）的藝術學院學習，1945年轉入商學院，1947年在拿到了經濟學碩士的學位之後，轉而又去學法律，1950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後，繼而研究哲學。他很願意提到他的哲學老師亨利克·埃森博格（Henryk Eizenberg），並深受其影響。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豐富的文化曆史視野作為一種知識儲備，不僅標誌著一個人決意在這條道路上走多遠，其深長的意義在曰後艱難歲月中才逐漸顯露出來。年輕時候的赫伯特參加過地下軍事力量的培訓班，在這期間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他曾經為一個女性和別人決鬥過，但那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性，別人當著赫伯特的麵侮辱了她，他覺得除了決鬥別無他法。用的是長劍，對方兩次碰到了他，而赫伯特差點兒將對方的耳朵割了下來。決鬥的前一晚，他因為擔憂和興奮一夜沒有睡好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