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法寫出了他的新小說，關於納粹期間的華沙生活。米沃什這樣評論道：“阿爾法在被蹂躪的城市中給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當時那可是‘熱門的話題’，卻讓我們時常有一種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覺。他竟然這麼快就利用這些題材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順暢。成千上萬的人在我們身邊受盡折磨致死，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慘的戲劇場麵，這樣做，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這裏指的是，對那些身體還未涼透的人，要有一種敬畏和距離，而不是馬上給他們塗上胭脂。寧願站在沉默一邊，也不要站在喧嘩一邊。寧願失語，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肅穆的感覺，更不要馬上去學會強權者的語言和腔調。
書中“波羅的海”這一章，他發出了一生中少有的尖銳批評。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內的波羅的海三國再次被紅軍占領，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謂“強化農村階級鬥爭”的政策，使得戰後擁有散落武器的人們逃進森林，組織武裝隊伍進行反抗。結果是更多的人被裝進悶罐車，送往人煙稀少的地方。“他們身後留下了空無人跡、反複受到劫掠的村莊，風在破碎的窗戶與撞開的門上呼嘯而過。”這時候西歐人開始享受平緩的和平生活，沒有人注意這一切。東方和西方的輿論沒有關注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著的一封信，它來自原先生活在波羅的海的一個家庭，一家三口，母親與兩個女兒，於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信中以幹巴巴的簡短語言敘述了她們在集體農莊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後一個字母都很粗，將它們連在一起看，就出現了“永恒的奴隸”這個字樣。這是被抹殺中一聲悲苦的叫喊。米沃什從中想到了“還會有多少人想寫信卻沒有寫出來？還有多少可能會寫這種信的人，因饑餓和過度勞累死於冷酷的北極地區，死時仍然在不斷重複這句令人絕望的話‘永恒的奴隸’？”
炫耀的強權與被沉埋的人們在詩人身上進行拉鋸，就像曾經不同的力量在爭奪和分割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他自己經曆的下麵這個故事，同樣體現了他麵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個夜晚，作為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在“美好的世界”裏喝酒、跳舞，直到淩晨四點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著犯人的吉普車。在場的士兵和守衛穿著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凶”。
米沃什決定停下來了，他不能再跟著時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將“人”和“曆史”對立起來，經過遲疑鬥爭，米沃什最終選擇了“人”：具體的、生活在某處的人，有著熟悉親切的麵龐。他決定背負來自出身地的無邊苦難，承擔那些永遠沉埋地下的人的痛苦。他選擇站在了失敗者一邊：“我是站在未來的勝利還是被戰勝的人一邊，我的將來是贏還是輸，全都無所謂。我隻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將嚐到甜美的勝利果實，如果地球經過長達數百年計劃經營而得到改造，對能活到那個時候的人來說將是極大的悲哀。”這幾句話表明，米沃什同樣擁有奧威爾那樣的預言能力。這種能力並不神秘，是一個藝術家對人類事務的關心所擁有的穿透性目光。後來半個多世紀的曆史，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他說得對。
實際上，這個世界在任何情況下都同時顯出兩副麵孔：一方麵是華美的和歡快的；另一方麵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這是米沃什寫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詩《菲奧裏廣場》，其中一邊是在美好歡笑中度周末的人們，不遠處的另一邊便是猶太區著火的房屋、被風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對於後者全然沒有感覺。然而，暴力正是在人們的忽視中開始變得流行，悲劇在人們的輕率中一件接著一件發生。
一個晴朗的春夜
在華沙按狂歡的曲調
旋轉木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奧裏
興高采烈的旋律淹沒了
猶太區屋牆傳來的炮彈齊發聲
雙雙對對高飛
在無雲的天空
有時從火堆吹來的風
把黑色風箏吹過去
旋轉木馬的騎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陣熱風
還吹開了姑娘們的裙
人們開懷大笑
在那美麗的華沙的星期天
（綠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