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象，也許有一天人們對這些厭倦了，想要重新開始，卻不知道從何開始，源頭在哪裏。人們離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恥成了新的道德觀。
米沃什承認，他本人也玩過被要求的“遊戲”，也妥協讓步過，因此該書既是與他留在波蘭的朋友之間的對話，也是與他自身的對話。這樣一種自我反省的立場，正是我們今天特別匱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應該包括通過審視自身的道德狀況，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進整個社會的道德複原。一個人起碼要堅守住自己，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塊僅僅是遭受損失的大陸。
波蘭曆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想起了詩人米沃什的詩句。1982年，米奇尼克寫道：“當你獨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淚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麵前晃動著手槍——在這漆黑的、沒有星光的夜晚，多虧了你最愛的詩人，你能夠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賴於滾落的石子翻個身’（切·米沃什）。於是，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書中還有四個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應該都是有現實原型的，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氣質十分邊緣的人，如何逐步進入了“曆史”的大門。在一個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體的個案。其中“阿爾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個。阿爾法這個人本身追求完美、純潔，力求無懈可擊，這使得他的選擇帶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這是一位作家，在戰爭期間也會以作家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他創辦了地下文學刊物，寫作有關“受難”、“忠誠”主題的小說，表達了與納粹決一死戰的精神狀態，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來說，祖國和榮譽高於一切。然而，還存在著個人信念之外，比個人信念更為強大的力量，那就是“現實”。實際情況是，地下抵抗帶來了重大犧牲，同時更多的人在集中營裏被槍決。涉及成千上萬人的命運時，僅僅為個人擁有的“忠誠”概念便顯得遠遠不夠。
1944年的華沙起義，將這個問題推至極端。這是由遠在倫敦的波蘭“地下國家”發動的。其時蘇聯軍隊已經到了易北河對岸，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紅軍的馬匹在河邊喝水和洗澡。情形的複雜性在於，波蘭人對俄國人同樣憂心忡忡，深知其吞並或瓜分波蘭的野心不死。因此，對於指導起義的流亡政府來說，便期盼能在紅軍到來之前，有一個已經運轉的波蘭政府，這樣才有可能將主動權掌握在波蘭人自己手裏。這個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現實卻不允許。
米沃什形容為“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其中一個巨人（俄）比另一個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著蒼蠅被一個巨人殺死之後它才出場，始終按兵不動。結果是，兩個月內華沙上空濃煙滾滾，手中武器為手槍、手榴彈、燃燒瓶的人們，完全不能抵擋來自德軍的轟炸機、坦克和重炮，二十萬人痛苦地死於殘酷的巷戰，華沙變成一片廢墟。幸存者逃進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誠於他的波蘭祖國，而不是屈服於蘇聯紅軍，會被當作“起義的法西斯”。擺在他們麵前的隻有一條死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忠誠”，便顯得無效、愚忠、狂熱，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憶了他本人與這位道德小說家，一道迷失在華沙起義後的廢墟瓦礫中的情景，他們“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幻想中的月球景觀。這裏一片沉寂”。一個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現了。它吊在一個金屬柵欄上，上麵用紅色的漆寫道：“茲比舍克中尉的受難之路。”誰是這位茲比舍克中尉？有誰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所攜帶的是什麼樣的任務？他是誰的兒子？或許是一個郵政官員的兒子？沒有人知道這些了。那塊木板上的字，就像是“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呐喊”。一對朋友同樣承受了這個來自死亡邊緣孤獨聲音的巨大衝擊。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便懷著這樣無邊的絕望。而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經的思想道路：“他們能做什麼？逃到森林裏去？上吊？可是他們想活著，並且樂於接受重建國家的口號，最後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樣說話時，他幾乎是帶著疼痛喊出來的。
那麼米沃什從什麼地方開始走向“歧路”？他與朋友的分歧出現在何處呢？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通過他的敘述完全可以找到線索。這位被他化名為阿爾法的朋友擁有一種天生的抽象性，對概念的興趣遠遠大於對具體人的興趣，他的小說中具體的人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變成服從概念的需要。此類需要也是建立權威的需要。而對於米沃什來說，具體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