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麵上人們更多表現為喜氣洋洋，像被集體施了催眠術一般，臉上掛著那種沉默詭異的表情，從此不再開口。米沃什的觀察力是驚人的。他強調，在波蘭作家當中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件比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兩年內，他已經感到不能忍受，意識到後麵即將到來的萬劫不複的精神災難。
對西方列強的失望，也是為東歐知識分子與中國知識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經驗。書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作為今天的一名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也能夠找到許多共鳴。稍微拉遠一點看，當時波蘭知識分子遭遇到的這些問題，由戰爭的暴力與破壞一下子摔在人們腳麵上的重負，也是一個現代性的遭際。人們從一個自洽的、受庇護的傳統社會，被拋入需要個人承受巨大壓力的現代社會，許多傳統文化並不提供這樣的支持。
米沃什設想後來的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人們沒有就黑格爾式的曆史運行觀做出一番討論嗎？他的回答是：議題是人家設計的，對方有備而來。“在武裝好的理論家和應戰者之間存在著比例失調的現象，就像坦克跟步兵決鬥一樣。”某種情況與中國一樣：一個人即使熟讀四書五經，掌握了唐詩宋詞這樣精美的文化，但是對現代社會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平等合作的關係，也仍然一無所知。結果是，運用前現代的方式去解決現代性的問題，本來應該往前一步，結果卻變成了往後一步，甚至是好幾步。
讀到這些章節，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許多前輩的麵容，想起他們說過的許多話。一位我尊敬的前輩，曾與我談起過最初接觸“社會發展觀”所產生的巨大心靈衝擊，他感到有人能將曆史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全部說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終強調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自己早年的選擇無怨無悔。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親所走的也是同一條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訴我們，任何選擇不是憑空產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條件，看似自由的選擇其實未必自由。再者，選擇也是建立在自身現實與思想基礎之上，而這些基礎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這種條件下，人的頭腦更多是危機的產物，它釋放危機以及複製危機。
米沃什揭示了某個晦澀的深層心理結構：深層是個人前途及道德危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卻又是發自內心的服膺（臣服），他沒有把這個過程說成是出於外在壓力。麵對一場“精巧的辯護”這種批評，米沃什的回應是，他隻是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將不同聲音、不同人自己的解釋和理由寫進書裏，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聲部敘述，而沒有為了仇恨或怨恨，將事情簡單化、符號化，更沒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裏的人的需要。
三
每本書有其自身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淘洗，該書的第三章“凱特曼——偽裝”，顯得越來越有意義。它不僅適合極權主義的早期，而且對於後期極權主義，同樣有著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銳地指出，來自歐洲東部的人會發現西部的人——不管是搬運工還是出租車司機——看上去表情坦然，輕鬆而自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沒有那種內心的緊張、晦澀和難言。受到“辯證法壓力”的人們則充滿了矛盾，人們必須演戲，必須戴上麵具。在大街上、辦公室裏、會議廳、工廠，甚至在起居室，人們說每一句話必須考慮後果。戰戰兢兢的狀態，並沒有培養起人們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過是逢場作戲。如果不能中斷，那麼隻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國駐波斯外交官的一項發現，它被稱之為“凱特曼”。按照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認為，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傷害，不僅應該對此保持沉默，而且還要公開否認自己的觀點，公開羞辱和貶損自己，采用對方的立場和語言，出席一切在他看來是荒唐的儀式和表演，爭取加入到對方的陣營中去，借以蒙蔽對方，引對手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