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種意義上，米沃什的這本《被禁錮的頭腦》，比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更加偉大和富有意義。奧威爾的那本是預言幻想小說，重在描寫人們在巨大的外部壓力及恐懼之下，如何思想變形，完成了從屬和歸順的過程。身在英國的奧威爾，並沒有親身經曆俄式極權主義，沒有看見它是如何從一個社會內部成長出來。實際上，任何被稱之為“怪胎”的東西，都不可能僅僅是外來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寫在1951年的這本，重心放在了當時人們如何從自身的處境、困厄及個人野心出發，自覺並入強勢力量，最終變成了壓力的一部分。書中所見所聞，為作者本人親身經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蘭詩人。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斯拉夫語係教書，在波蘭故鄉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課堂上被提起，隻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傳。曾經有人運用氣球，將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從美國降落在他母語的土地和山巒上。他被隔離的原因在於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早些時候，他從波蘭駐法國使館文化參讚的位置上離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時值冷戰初期，巴黎的知識分子如薩特、波伏娃正陷入與斯大林主義的調情，這書被視為“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品”。巴黎的波蘭僑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於恐懼和投機，而是由於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責他在為共產主義“作宣傳”。一位巴黎的心理醫生認為，一個人已經在現有體製中擁有體麵的位置，居然還要流亡他鄉，一定是瘋了。在幾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予他支持的人中有兩個光輝的名字：法國作家加繆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後者為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的德文版寫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還在於盡管饑寒交迫，都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賺錢。他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寫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裏他為自己出走的選擇感到“罪過”和“羞恥”，這種感覺伴隨了他一生，認為那是一個災難，而不是別的。1960年，他去了美國，一待就三十年，一邊教書，一邊堅持波蘭語寫作。“忠實的母語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總是在你麵前擺下你各種顏色的小碗。……命運鋪開一麵紅地毯，在一出道德劇的罪人麵前。”（《我忠實的母語》，綠原譯）
冰凍解除之後，米沃什於20世紀90年代初回到波蘭，病逝於克拉科夫。他的詩歌與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國一直有出版。20世紀80年代末，老詩人綠原譯出了米沃什詩選《被拆散的筆記簿》，成為許多中國詩人的最愛。近些年，陸續有《米沃什詩選》《米沃什詞典》《詩的見證》問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在人們翹首以盼很久之後，終於有中文版麵世。
“被禁錮的”一詞在波蘭文裏，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並不僅僅是強迫的，而是有著心甘情願的意味。新信仰也許帶著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僅是壓迫，這使得這本書擁有了極為豐富的闡述空間。
這本書也會讓年輕的中國讀者，在麵對四五十年代那批人的時候，有一個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出生於立陶宛一個貴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屬於波蘭。他的家族屬於說波蘭語的上層社會。當時的立陶宛首都維爾諾是一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是立陶宛駐法國外交官員，用法語寫詩。米沃什與他的年輕同伴之間，也有一個先鋒詩歌的小圈子。他後來回憶道：那時候一個維爾諾的年輕詩人頭腦中所想的問題，與一個法國年輕詩人沒有什麼分別。在當時國際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青年米沃什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慚。
如此美麗的一個地方，卻再三被外來強權占領與蹂躪。米沃什在書裏“伽瑪，曆史的奴隸”這篇的開頭寫道：“最近半個世紀它曾輪流屬於不同的國家，人們在街道上見到各國的駐軍，每改變一次政權，油漆工的工作量就會增加很多，因為他們要把政府門前的牌子和名稱刷上新的官方語言，城裏的居民又得換上新的護照，努力適應新的法律和法令。維爾諾的統治者依次為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而後又為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