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深入一個作家對於精神自由、創作自由的要求，單單從一般的道德立場甚至國家的立場來說，米沃什的做法迄今仍然有極大的爭議。相反，在一些完全不存在爭議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某種誤區。逃離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有什麼過錯？這樣的辯護其實同樣太意識形態了。許多事情、行為表麵上是一樣的，但是因為所持理據不一樣，實際上就不能混為一談。對於詩人米沃什來說，他直接麵對的可能不是製度、國家、民族身份等，他感到關係最密切的是，頭腦和想象力如何自由地展開、他自己的寫作如何延續，以及如何保證自己新的作品在一定的水準之內。不難想象，從那樣一個先鋒寫作的圈子出來，他太知道什麼是寫作的尺度。
然後你就來理解他的這樣一些行為：不幸流落巴黎街頭之後，生計無著，他後來說這一階段對他來說，甚至比戰爭時期更加困難。沒有工作，還要養活一個家庭，然而他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電台寫稿的流亡作家！當然他給流亡雜誌《文化》寫稿，稿費不高但他心甘情願。在寫了幾部有關現行社會製度的作品（《對權力的攫取》《被禁錮的頭腦》）之後，他立即罷手，覺得自己沒有向西方世界介紹他曾生活在其中的那個製度的義務。在巴黎他將冷門的法國女哲學家薇依的作品翻譯成波蘭文在流亡出版社出版，他願意對“波蘭異端的宗教思想”作出貢獻；同時他還翻譯了雷蒙·阿隆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但並沒有像對待薇依的著作那樣，署上自己的名字和寫一個導言。1960年，他到了美國，很快在伯克利大學斯拉夫語係取得教職直至終身，他感謝美國使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感謝隻有在美國他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在法國便不會，但是他把自己歸作“極端的反西方分子”，為自己“生活在西方這麼多年沒有蛻變”（見米奇尼克訪談米沃什《人在清晨需早起》）感到十分自豪。在一篇文章裏，他甚至把兩種製度相提並論，認為處於隨時失業的恐懼之中和處於隨時被監禁的恐懼之中，並沒有孰好孰壞的問題。當然，不能不提的是，對於20世紀70年代之後波蘭興起的民間獨立社會運動，他也並沒有公開表示過熱情或者興趣，他跟這些持異議者沒有什麼具體的聯係；剛才涉及的那位米奇尼克曾經提到，德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利希·伯爾，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君特·格拉斯，都曾經公開署名呼籲支持波蘭工人運動，給了他們極大的鼓舞，而這個名單上卻從來沒有出現大名鼎鼎的本國同胞米沃什！哦，對了，當他的熱情讀者米奇尼克1985年在牢裏，由美國某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米奇尼克的文集《獄中書簡》，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米沃什為此寫過一個序言。但那篇文章如此糟糕、如此不得要領，使得我無法將它翻譯出來，這篇不長的文章實在不如米奇尼克這本文集中的任何一篇。按照我們這裏的某些人的觀點，你可以把他稱為“波蘭的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