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續齊諧記》所說，桓景一家人的手臂上都掛一個紅綢袋，袋裏裝滿了茱萸。可是到了齊梁時候，似乎隻是婦人才佩這種茱萸囊，而不是人人都得掛了。到了唐代，這風俗似乎又恢複到東漢時代的辦法，一家人都和茱萸發生關係，不過不是手臂上掛茱萸袋，而是插茱萸了。到底插在什麼地方呢?查李白詩曰：“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朱熹詞曰：“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原來是插在鬢邊或頭上。這樣才明白了王維的詩，同時也明白了唐代的風俗。到了重陽節日，每人頭上都得插戴些茱萸，並不是集體植樹之意也。
不過疑問還有。到底這插戴的茱萸是花呢，是葉呢，還是果實，在唐宋人的詩詞中還看不出來。查《圖經本草》雲：“吳茱萸今處處有之。江浙蜀漢尤多。木高丈餘，皮色青綠，似椿而闊厚，三月開花，紅紫色，七月八月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又《風土記》曰：“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這樣看來，插頭的原來是茱萸子，或者說是球果，決不可能是花也。遺憾的是，唐宋人既說這種植物是“處處有之，江浙蜀漢尤多”，而我卻至今還不認得，真該為“儒者所恥”了。
小說戲劇中的重陽
杜尚俠
民俗對小說和戲劇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豐富多彩的節日生活自然會成為作家筆下的常見題材。在下麵列舉的元雜劇和古典小說中，就可見到重陽節俗方麵的內容。
元雜劇《升仙夢》
由元入明的雜劇作家賈仲明，寫有《呂洞賓桃柳升仙夢》(簡稱《升仙夢》)。該劇所寫的是八仙之一呂洞賓奉南極老人之命，去點化汴京梁園館聚香亭畔的桃柳二樹。
二樹年久成器，有道骨仙風，南極老人怕其迷卻仙道，故先使其托生為人，長於富貴之家，結為夫婦。在《升仙夢》第二折中寫道：“小生長安人氏，姓陳名仲澤。此位是李大戶。這三位是俺街坊。有一人姓柳名春，字景陽，其妻陶氏，是這長安城中點一點二的財主，家私有萬倍之利的人家。時遇秋天九月，重陽節令，請俺眾街坊，去郊外秀野園，安排酒果，登高賞玩。”此後情節就在登高宴飲中展開。在重陽節登高飲酒時，呂洞賓設為夢境。夢中丈夫柳春受誥敕為官，通判江西，夫婦赴任。漢鍾離在二人夢中化為強盜，劫財害命，使之警醒，知富貴之不可求，人生將不可久；希冀長生，最後得以成仙。
從思想內容上講，《升仙夢》並無出奇之處，而且充溢著怪誕的迷信色彩；但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元代重陽節登高宴飲的狀況。
《聊齋誌異》中的《黃英》
清代文言短篇小說大家蒲鬆齡，在他的《聊齋誌異》中寫有一篇專門講菊花的小說《黃英》。
《黃英》的情節是：順天(今北京)人馬子才酷愛菊花，“聞有佳種，必購之，千裏不憚”。有一次他到金陵(今南京)買菊苗，回家路上遇到精通菊藝的美女陶黃英和她的弟弟陶生。姐弟兩個是金陵人，準備卜居北方，馬子才便邀請他們做芳鄰。陶氏姐弟到馬家後，住在馬家宅南的荒圃裏。他們見馬家清貧，便精心藝菊，將馬氏所棄的菊花殘枝劣種，全都拾回重栽。不久就對外出售，其菊花都是人們沒有見過的異種，很快發家致富。
後來，馬子才的妻子病故，黃英便嫁給馬氏，兩人過著恬淡而恩愛的生活。陶弟嗜酒，有一次因飲酒過量而倒地化為菊花，“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子才這才明白陶氏姐弟是菊精，“益愛敬之”。
以後陶弟又大醉臥地“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姐姐黃英便把這陶弟化的菊花栽入盆中，每日澆水伺候，“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
這則故事裏，姐姐名叫黃英，英是花的意思，黃英就是菊花，而又姓陶，弟弟又酷愛飲酒，又被說成是菊精，顯然有陶淵明的影子。
《水滸傳》中的菊花會
元末明初施耐庵創作的《水滸傳》是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其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有的版本則將回目寫成“呼保義一心想招安，黑旋風大鬧菊花會”。其中，用一個回目，敘寫梁山好漢於重陽節在山寨大排筵席，“同賞菊花，喚做菊花之會”。筵席上，“篩鑼擊鼓，大吹大擂，語笑喧嘩，觥籌交錯”，十分熱鬧。“不覺日暮，宋江大醉”，“乘著酒興，作滿江紅一詞”，“令樂和單唱這首詞，道是：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新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盡教添白發，鬢邊不可無黃菊，願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統豺虎，禦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這首詞引發了一場梁山好漢關於“招安”和“反招安”的激烈鬥爭。行者武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花和尚魯智深等人也表示了反對的意見。黑旋風李逵反對的態度最為激烈，他“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隻一腳，把桌子踢起，做粉碎。”宋江大怒，先要處斬，後經眾人跪請，改為監禁。這場重陽筵終於不歡而散。
這一回目篇幅雖不長，但在《水滸傳》中卻起著重要的承上啟下的轉折作用。此前是眾好漢被逼上梁山，走上“替天行道”之路，聚義梁山，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此後，是在宋江的招安路線指引下，眾英雄被招安，做了朝廷鷹犬，最後走上失敗之路。
《紅樓夢》裏的菊花詩
曹雪芹所創作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是我國古典文學的傑出代表作之一。它雖然沒有直接描寫重陽節，但在三十七回和三十八回卻寫了大觀園裏的青年男女兩次結詩社，三十七回作海棠詩，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他們共作了十二首菊花詩：《憶菊》、《訪菊》、《種菊》、《對菊》、《供菊》、《詠菊》、《畫菊》、《問菊》、《簪菊》、《菊影》、《菊夢》、《殘菊》。這些詠物賦事之作，反映了貴族公子、小姐的閑情逸致，流露出濃厚的空虛感傷情調。但這些詩，大多在詠物中寫人，表現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性格和精神狀態。
林黛玉詠菊詩，在菊花詩社居魁首。她的《詠菊》、《問菊》、《菊夢》寄托了她“高尚清白”的情操，“孤標傲世”的氣節，幽怨寂寞的哀思：“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所有這些都是以菊花擬人，直抒胸臆。
寶玉的詩雖不夠新雅，但《種菊》中的“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徑絕塵埃”，形象地反映了他愛潔扶弱、厭惡世俗的思想感情。
在《紅樓夢》中，薛寶釵的詩詞並不多，前後共八首，其中有三首寫到了重陽：“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憶菊》)；“莫認東籬閑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陽”(《畫菊》)；“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詠蟹》)。有學者認為，重陽當與後半部佚稿中寫薛寶釵的命運和歸宿有關。是什麼歸宿呢?就是如同探春的遠嫁可能與清明有關一樣，寶釵可能是在寶玉出家後再嫁了。不管此說能否成立，但通過寶釵寫重陽則是確定無疑的。
持螯賞菊
張競生
公園裏，我看到許多大盆的菊花，每盆清一色可有數百枝。我前在北京，曾看到一盆達七八百枝之多。枝枝是一樣有綠葉與黃花(或紅花)，同樣高低，集成為一個整體的花盆。這是中國特有的養花藝術，為他國所不能企及。
菊花在中國培養得極早，《詩經》中已有記載，那時的菊隻有黃色，或許隻在秋天開花，所以稱為秋菊。到後來，培養的人多了，遂有各種顏色與花形，且在春、夏、冬也可開花。在若幹年前，有人統計我國的菊類可有三四百種。這是最為人所喜愛栽培的花，所以變種有這樣多。歐人最喜種的為玫瑰花。從1812年到1912年，僅有一百年之久，他們的玫瑰花從原有五種變成到一千多種了。
秋天的閑情頗多。“九月九，黃蜂滿處走”，它們為的是尋伴侶偷歡，以繁殖種類。在此日有登高的風俗。當此天高氣爽的秋季，能夠多多登高山，馳騁廣大的心懷，與大自然相合一，當然是最好不過的。當我兒童入私塾時，在這時候，許多兒童於小山阜間放紙鳶。紙鳶有形形式式，極為美麗。乘風奔走，放得兒童汗流滿麵，這於鍛煉兒童身體及興趣，是極有益的。
除了登高放風箏之外，秋季尚有一種“秋興”，秋的興趣吧，就是“持螯賞菊”那一回事了。螯，就是蟹的大腳鉗，並不是蟹中最好味。不過在此秋季，蟹黃與肉脂正是當時，在飽食之後，存下一些蟹螯，持此對菊花緩緩咀嚼，愈覺蟹味的雋永，與菊花的芬芳。
在上海時，當這樣時節，市上蟹如山積。這是江浙間淡水湖泊的特產，味好，肉黃又多，價也便宜。有些著名的食店，此時專為食客特備了許多大型活蟹缸，任客選擇後，即時去烹調，覺得別有一種新鮮與興趣。我有一次，與家人特別到昆山去領受這樣的風味。我那時除蟹味外，尚想借此飽賞昆山的名勝，所謂物質與精神，一行而雙收吧。
今年的秋氣感動我特別深切，我終身忘不了，少年時在北京，當此氣候，曾往觀“萬牲園”，忽然間，有一種氣氛侵入我五髒內。那一股清涼如鑽入骨頭與腦根一樣。以後我總想再嚐到這樣的感覺，可惜永久未得到。今年的秋氣給我的也有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黃金色的光彩世界。這個黃金色不但在日光，在月影，在樹上，在空中，而且在地上的土麵，在一切所有的物質上。自然，黃金色的大盆菊花，更引起我對黃金世界的鑒賞。請你們不要誤會我是羨慕那些黃金礦質吧。我所鑒賞的是黃金的色彩，是整個世界的黃金色彩啊!
京華重九節
黃苗子
在北京，大家現在還十分重視中秋節，知道重陽節的中年人已經很少，登高的雅興，大概少之又少了。
中秋節北京的機關，還有送月餅、雞、肉等慰問退休老幹部的，照例家人晚飯團聚，賞月亮。但重九節機關不放假，沒有號召大家登高的，四十年來，特別是“文革”掃“四舊”以來，大家都忘記，或是把它當“四舊”掃掉了。
不過老頭老太太們退休在家，閑悶得慌，也有到中山公園、紫竹院等地看看菊花的。頤和園秋菊最佳且多，但離城較遠，外地遊客多，公共汽車擁擠不堪，城裏人也很少有此“擠”興。清代重陽，人們多在陶然亭雅集。陶然亭沒有登高之處，隻是處地南城，喜其幽靜，作詩喝酒，大家盡興而已。
舊時北京重九登高，北城居民多到西直門外真覺寺五塔金剛寶座台，北京人俗稱為五塔寺，為明代建築，壘石台高五丈，塔刻梵字、梵寶、梵花，浮雕佛像極為精美，登高遠眺燕中景色，頗足怡人。因係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還未遭“文革”之劫。南城左安門內法藏寺高塔，原是金代建築，明景泰間重建，是從前南城居民登高之處。《帝京歲時紀勝》謂：“北地多風，故塔不能空，法藏寺彌陀塔獨空，其中可登。塔高十丈，窗八麵，窗置一佛，凡五十八佛，佛舍一燈。歲上元夜，寺僧燃燈繞塔奏樂，金光明空，樂作天上矣。”這已是二百多年前乾隆間的事，現在北京人已經不知此寺了。釣魚台現在成為國賓館，一般人無緣進去，那時有行宮一所，俗稱望海樓，北京少年每到重陽，多於此處賽馬。
北京秋天，是氣候最好的時節，重陽過後，香山紅葉，遊人到西山一帶遊憩，至今仍為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