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
康立本（記憶）
過去我家有個街坊，夫妻倆過日子，日子老過不好。男的三十，女的二十九，全有嗜好。男的好喝酒，女的好打牌。日子窮，互相埋怨：男的怪女的打牌把日子輸窮了，女的怪男的喝酒把日子喝窮了。
後來兩口子一狠心，男的不喝了，女的不打了，戒牌戒酒。還有一條兒，不準說兩個字，男的不準說牌字，女的不準說酒字。誰說了誰就受罰。比如男的說一個“牌”字，罰男的站那兒看著女的打四圈兒。女的說一個“酒”字，就罰女的站那兒看著男的喝一斤酒。“咱們說話算數，從今天開始。”那天正趕上九月初一，男的問女的：“從今天開始，今天是幾月幾日？”女的說：“今天是……過完了八月的下月第一天。”女的心想：以後說話我可得多注意。
男的是酒迷，一天不喝心裏都難過，女的一連七八天一個酒字也沒說出來，把酒迷給癮壞了。這天出門兒碰見兩個兄弟，張三和李四，他們是好朋友兒。張三說：“大哥，這麼多日子不見啦，今天您得請客，請我們哥兒倆喝酒。”
“兄弟，不能喝了，我和你嫂子打賭了，我戒酒，她戒賭。”
張三說：“大哥，咱們在外邊喝沒人跟她說，她怎麼會知道。”
“哎，回家一聞我嘴裏有酒味兒，我就得受罰。不但不能喝，還不能說。我說一個‘牌’字，她打四圈兒，她說一個‘酒’字兒，我喝一斤。我等了七八天她一個‘酒’字也沒說。”
“大哥，我有辦法叫她說。”
“你有什麼辦法叫她說？”
“大哥，您在這兒等著。我們哥兒倆到家去找您，您不在家，我給大嫂留下話，話裏多說幾個‘酒’字，您回家一問，保險她得說出幾個來，咱們能沒酒喝嗎？”
“這是個好辦法。”
“好，您等著，我們去了。”
說完，這哥兒倆走了。先到市場，張三買了捆兒韭菜，李四買了兩瓶酒，抱著韭菜提著酒，來到大哥家門口叫門：“大哥，大哥在家嗎？”
“誰呀？”女主人出來一看不認識。
“大哥在家嗎？”
“我那口子他出去了。”
“唔，您是大嫂子。”
“您貴姓？”
“我姓張，叫張九。”
“那位呢？”
“他姓李，叫李九。”
“找他有什麼事呀？”
“我們哥兒仨是好朋友，明天九月九是我的生日，請大哥大嫂到我家去喝酒。也沒準備什麼，很簡單，這不我買斤韭菜，他買兩瓶酒。韭菜炒雞蛋，喝點兒酒。大家熱鬧熱鬧，高高興興過個九月九。”
“唔……我知道了，等他回來我跟他說。”
“時間是明天早九點，您可別讓我們等很久。”
“好。”
“大嫂，再見吧。”
“不遠送了。”
“再見。”
這哥兒倆走了，回去源源本本跟張大哥說一遍。大哥高高興興回家了，進門就問：“家裏的，今兒個有人找我嗎？”
“有兩個人找你，可我全不認識。”
“沒問問嗎？”
“問了，一個姓張，叫……張三三。”
“那一個呢？”“他姓李，叫……李四五。”
“他們全拿著什麼東西？”
“張三三抱著一捆兒……扁葉兒蔥，李四五提摟兩瓶……年終數。”
“他沒說找我有什麼事嗎？”
“請你去過……重陽節。去喝倆二一個五！”
酒迷一想，我費了這麼大勁兒，一個酒字也沒問出來！癮得他直翻白眼兒。咕咚一聲倒在地上，癮死了。
女人一見這悲慘情景，糊塗了，心一酸，眼淚下來了：“我的天兒呀，我可害了你呀，你早不死，晚不死，單獨死在九月九哇。”
“九月九，好，兩個九，我喝二斤！”——他起來了。
重陽
孫伏園
今日何日？不是舊曆的重陽節麼？
朋友，你一看完這句話，你便知道伏園是個什麼樣的人了。中華民國行了陽曆十四年，還有提筆不忘舊曆的記者，這不是怪事？朋友且別怪，伏園原是這一路的人。
去年舊曆八月十五，他曾代二Ｏ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立言，對於一百年前的某先哲有了小小的不敬。甲先哲是稱中華民國為“我朝”的，乙先哲是在革命未成以前自署“悠悠我思”的，他們在民三民四複古潮流正盛的時候，約定在陽曆元旦大散其賀年帖子，而於舊曆新年默然不準一提“新禧”等等字樣，“像煞沒有介事！”
所謂複古潮流，至今還留著許多痕跡。近數年來的中國衣服款式，不是時行寬博麼？時髦的少年，暑天不是手執長柄的摺扇麼？頭上戴著的，不是常見有一頂緞紗小帽麼？帽頂上不是還有一顆紅線的結子麼？腳上登著的，不是有一種雙梁布底的緞麵鞋子麼？凡是這樣打扮著的人，不是見人決不肯脫帽，也決不肯鞠躬，卻非拱手不可的麼？名片不是一定要用紅紙單片的麼？書鋪子裏不是濫印舊籍，不顧他的內容，專務他的不是時行的裝束，以迎合這班人的心理麼？開口不是總要講幾句孫文黃興的壞話，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隻是幸獲的，他們無非是些搗亂鬼，一見袁世凱便駭的魂不附體的麼？不是自己剛過了二旬大慶，便要大罵四五十歲的老青年為“少不更事”的麼？腰不肯即彎，背不肯即屈，少年不是每引為奇恥大辱，非一時三刻彎之屈之便不快於心的麼？不是稱陰曆一定要寫“夏正”，而不肯用舊曆廢曆陰曆等字樣，以別於陽曆之為“夷正”麼？——諸如此類，有的是，有的是！現在社會上真的還留著許多痕跡，我們要去找尋，決不像古生物學家找尋古生物化石的那樣困難。
這是萬不可以磨滅的，對於上述這些人的醫治與拯救，甲先哲與乙先哲一定無形中盡了不少的力。不消說，對於教出這些人來的父兄師長們，打擊自然更大了。
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後生小子們到底對於兩公有了小小的不敬。他們以為這種舉動隻有當時而沒有永久價值的。一種舊習慣的廢除，除了它的本身自有廢除的理由以外，還夾著當代革新派人們憎恨舊習慣的感情作用。一到事過情遷以後，舊習慣依然贏得舊習慣的自身價值，複活的希望是再也沒有的了，那時回過頭去看看，在愛好古舊東西的賞玩與研究的人們，自有他的無窮趣味，一般人一時不易領會的。例如鴉片，在通行的時候真是可恨極了，即使私藏一分一厘也該處罰，但是一旦禁煙事業完成，人們了解吸食鴉片的毒害以後，鴉片的本身是藥材這一點價值也漸漸恢複，不像通行吸食時的可恨了。又如皇帝，在專製政體之下是何等可恨的東西，不但現在，恐怕世界上還有皇帝一天，這種憎恨也便賡續一天。但是一旦世界上的皇帝除滅完了的時候，這件玩藝兒放在童話裏是何等重要，何等有味的東西嗬！
二〇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的意見是如是。但是伏園不想抵賴，他一方代二〇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立言，一方他的意見也以為即在今日，對於這種舊時令節，已大可不必“像煞沒有介事”了。
重陽我們應該喝酒。平日一點沒有事，卻大碗喝酒，大聲猜拳者，應該受禁酒條例的處罰。禁酒條例，節日不但理應廢除，並且還應增加獎勵節日飲酒的附則。下酒品我們不妨用螃蟹。螃蟹是極美的物品，也是極危險的物品。報上不是常常登載著因食蟹而害病乃至送命的新聞麼？這個理由是容易明白的：第一，螃蟹的身體太屈折，小動物容易寄生，我們大動物因而不容易洗刷。第二，它的構造太不類，人們是喜歡用嘴去吃它，不願意用心去想它。它的背甲裏麵，有著一塊“六角板”，魯迅先生在《論雷峰塔之倒掉》文中所謂法海和尚的住所。這是蟹的內髒，一不小心把它嚼破了，法海和尚便會把你當作白蛇女士的使者，給你種種危險與不安。底下還有一扇腹甲。當買蟹的時候，蟹商每欲生生的揭開腹甲，大聲說“您瞧！紅不紅？”這時候可憐的被“驗紅”者，十腳同時使勁爬動，叫人看著很是肉麻，情願立刻答應“的確新鮮得很！”在這個腹甲的當中，有一條黑色的汙物，也是我們的注意力應當常到的處所。此外便是兩個大螫，這是古來多少詩人畫家的好材料，但也確有極美的滋味。因為是美味，所以用絨毛嚴密的保護著，不知徑路的人們便吃了它的苦。絨毛最是藏垢納汙的處所，如不仔細的洗刷幹淨，這裏比背甲腹甲更容易叫人害病。因為它的身體較為複雜，所以非略有知識的人不好著手。而北京的所謂上流階級，大抵是懶惰成性，連打電話也要先囑聽差叫來了然後去接，無論從什麼地方初到北京的人看著都詫異，誰肯親自出來做這類瑣屑的事呢？所以我要說到的三個理由，是不肯自己動手。因為不肯自己動手而害病，而送命，都是該的。要知既美又有刺的玫瑰花應該小心的摘，既美又有危險性的螃蟹應該小心的吃的嗬。
重陽我們應該登高。人們太喜歡城市了，大半自然因為人與人的關係，一切事都得到城市中去辦。但過令節，尤其像重陽節有登高之遺風的，我們決不可以放過。陶然亭太不值得一登了，這應該讓給身體衰弱的臭名士，他們的能力早已不配登什麼高了，他們的腦筋中也早巳沒有什麼風雅了，他們不過逢到這個日子吃一頓照例的酒肉，做幾韻照例的沒有靈魂又沒有詞藻的舊詩。中華民族的新生子，應該另找登高的處所，不把他們的“登低”放在眼裏。
重陽我們還應該賞菊。賞菊本來隻要有錢，有興味，人人都可以買幾盆去賞。北京的花匠手藝較好，因為結枝的關係，往往一枝上可以開各色的大花幾十朵。北京人的特別人生觀是一個“暫”字，今天不能算定明天是不是還在北京，所以花草也可以與家具一樣，整套兒向花房租賃。但這種賞菊並不是我所謂的重陽的賞菊。重陽是大家的，所以菊花應該放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北海公園，中央公園，京兆公園，城南公園，都應該有菊花會。會中陳列的菊花，都得經藝術家的指導，排成美而整潔的式樣。
啊，我記起從前總統府的菊花來了。大概是因為總統府罷，所以花匠格外拿出好手段，紮成種種不同的花樣，尤其是居仁堂一帶。
說說重陽節
曹澤揚
從前，大家有兒童節、婦女節，而現在又有了老年節——隻不過是“國產”的。其實，仔細想來，把重陽節定為老人節，有其利也有其弊，因為這個節日曆來不是老人的專利。
農曆九月九日，原為傳統的重陽節。因為古老的《易經》把“九”定為最大的陽數，九月九日，兩九相重，故而叫重陽，也叫重九，古人認為是個值得慶賀的吉利日子，並且從很早就開始過此節日。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記載見於三國時曹丕《九日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可以推想，這“享宴高會”的人並非全是老人。
晉朝的陶淵明《九日閑居》詩序曰：“餘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陶淵明於重陽節飲酒、賞菊、寫詩，於年齡也並無多大關係。
到了唐朝，重陽節成了欽定的全民的節日。王維的“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曆來膾炙人口，而人們過重陽節時的情緒也是因人而異的，這點，可從前人的詩詞中得到印證。杜牧曾有“但將酩酊酬佳節，不作登臨恨落暉”之句，寫的是重陽時酒喝得夠多。李白《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寫的是重陽時酒沒喝夠，第二天還要喝。而王勃的“九月九日望鄉台，他席他鄉送客杯”則透出“異鄉”、“異客”之悲涼。宋代李清照《醉花陰》“……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則活托出一個“薄霧濃雲愁永晝”之後的女詩人的孤戚消沉。元代關漢卿的《沉醉東風重九》則寫了兩種心態：一種是“賞黃花人醉歌樓”，一種是“衰柳寒蟬一片愁”。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啊。明代文森《九日》詩句：“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表達的卻是仕途的“無限意”，或曰“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吧。寫到此，我忽然記起兒時在音樂課上學的一首陝北民歌：“九月裏九重陽，收呀麼收秋忙，穀子呀那個糜子呀，上呀麼上了場！”民以食為天，這是沒有辦法的。總之，前人積澱在重陽節的情愫是紛繁複雜而又豐富多彩的，如果古人把重陽節定義在某一類人（比如老人）身上，那麼中國的文學藝術園地裏將空缺一個塊版。
古代重陽節的習俗，以我年逾花甲之身，並無身體力行之經曆。因為我所處的時間段基本上屬於先階級鬥爭、後經濟發熱的階段，人們無暇顧及區區“重陽”。念小學時，語文書裏有一首王維的“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詩，這才知道重陽節有“登高”、“插茱萸”以避邪疫的習俗以及與之附會的神話傳說。至於賞菊、喝菊花酒的習俗，是後來讀陶淵明詩文時被提醒的。最近讀到有關資料，才知道有的地方在重陽節還有吃“重陽糕”的習俗，這糕還要做成九層，以應“重九”之數。另外，福建一帶還有“三月小清明，重陽大清明”之說，因為九月初九為媽祖羽化升天的忌日，故當地於重陽祭掃先人、特別要拜叩媽祖廟。
1988年，我國將重陽節定為老人節，屆時也有一些有關的活動，但我沒有參加過，因為我喜歡的是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古典的、全民的重陽節。
重陽話到小陽春
鄧雲鄉
九花
我國養菊花是有著悠久的曆史傳統的。《禮記·月令》篇雲：“鞠有黃花。”“鞠”通“菊”，可見從三千年前人們就重視養菊花了。自宋代而後，寫“菊譜”的就有劉蒙、範至能、史正誌、馬泊州、王藎臣等數家之多，著錄菊品多至三百餘種，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北京人舊時一到秋天把看菊花和種菊花當作一件大事，不論窮富，都要看看菊花。有錢的人家，持螯對菊，喝菊花酒，紮菊花山子，吃菊花鍋子，舉行賽菊大會，賞菊大會。小戶人家，小院中擺上幾盆菊花，朝夕觀賞。再貧苦的人家，住在大雜院中，門前一隻破瓦盆，種一株黃菊，也可以朝夕相對，楚楚宜人。生活的情趣，本不是被權勢豪門所獨占的。
北京方言習慣上是把菊花叫作“九花”的。《京華百二》竹枝詞雲：
“名類紛繁色色嘉，秋來芳菊最堪誇。如何改變幽人號？高喚街頭賣九花。”
其注雲：“都門菊花，種類頗多，滿街高呼，助人秋興。然稱其名曰‘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開故也。”
這裏把“九花”之名，說得十分清楚。文中有“滿街高呼”一句，“呼”什麼呢？就是說賣菊花的花擔子特別多，滿街叫賣。當年一到菊花季節，不但土地廟、隆福寺、護國寺各大廟會的花廠子門前都擺滿了出售的菊花，而且花農也大量挑了到城裏來賣，每天迎著朝陽，帶著秋霜，從廣安門、右安門一擔擔地挑了進來。都是草橋、豐台一帶樸實的花農所種，而菊花也像花農一樣地樸實，極易栽種，極易移植。花農賣菊花，有的連花盆也不用，擔子挑的大扁平底柳條筐中，密密麻麻地擺著一棵棵的菊花，根部隻是拳頭大的一團護根土，買者捧回家去，栽到花盆中，稍微澆點水，過幾天自然會開了。所以花農穿街走巷叫賣時的市聲，不是“買菊花來”，而是：“栽——九花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