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說的這位耄耋老人，是成都理工大學教授、著名科普作家、2011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得主、81歲高齡的劉興詩先生。我與劉興詩先生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相識，於今已逾二十個年頭。二十多年來，我先後作為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會員、理事、常務理事、副會長，與作為協會顧問的他頻頻晤麵，也可以算得上老朋友了。不過，“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之間的關係，一向平平淡淡。據我回憶，與他唯一的一次超出“平淡”的接觸，是十多年前，我作為選題策劃人兼責任編輯，代表我所供職的四川科技出版社，邀他撰寫《地球趣談》一書。除此之外，每逢晤麵，也就無非是握一下手，彼此道一聲“您好”，正所謂“點頭之交”，如此而已。盡管我與他過從不密、交往不深，未敢謬充知己，但相識經年，與他時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切磋創作經驗，耳聞目睹之下，對他的為人為文還是略知一二的。在我看來，劉興詩先生有不少過人之處值得讚許，而其中最值得讚許的，則是他治學上的三個突出特點。
其一是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劉先生說過：“學術不能有半分半毫的錯誤，一定要嚴謹又嚴謹。”正因為他對學術問題持有這樣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所以他不能容忍在科學問題上信口雌黃。例如，他與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敬先生等，就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寶輪鎮的所謂“第四紀冰川遺跡”所采取的打假行動，便是他以專業知識和實地考察為依據，還“廣元地區不可能存在大陸冰川”，“所謂冰川遺跡其實就是壺穴坑”的真實，同違背科學的說法據理相爭的典型事例。這表明，劉先生作為一個富有良知的科學工作者和一個負責任的科普作家，他熱愛科學，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捍衛了科學。他的這種治學態度，是我們某些礙於情麵，寧願放任謬種流傳，而不願“得罪人”的“謙謙君子”難以比肩的。
其二是他求新的治學精神。在我看來，劉先生的治學精神，若用四個字概括，那就是“勇於創新”。誠如著名科普作家董仁威先生在《劉興詩評傳》裏所說的：“他不願意躺在已有的成績上一成不變，而喜歡不斷拋棄過去，探索未來，改變創作方向，嚐試新的路子。”我一向認為，創新是作家的靈魂、作品的靈魂。寫作最忌“低水平重複”，無論重複別人，還是重複自己，都缺乏文化積累價值，不會產生好的作品。而劉先生則以銳意創新的治學精神，從事科幻作品、科普作品、科學童話的寫作，取得了十分驕人的成績：他的一些作品被列入大學中文係兒童文學教材、小學課本（包括台灣小學實驗課本），一些作品被翻譯為日、朝、英、法、俄等外國文字，一些作品被改編為話劇、廣播劇、連環畫，一些作品被日本、瑞士、澳大利亞等國的有關單位用作中文學習教材。尤其令人不能不欽羨的是，他的膾炙人口之作《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希望出版社出版），以其鮮明的科學性和濃鬱的趣味性，受到青少年的普遍歡迎，發行十數萬冊，榮獲2011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成為繼《十萬個為什麼》之後的又一本名副其實的雙效益科普圖書。正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舉凡劉先生此前所創作的213件作品，無一不是其不斷求新所取得的成果。
其三是他科學的治學方法。據我所知，劉先生在科幻創作上，一向持守“幻想從現實起飛”“幻想從切實可靠的科學基礎上萌發”“科幻小說是科學研究的繼續”的理念，反對閉門造車，胡思亂想；在科普創作上，他主張將科學知識明白無誤地交付讀者，反對脫離現實生活，反對故弄玄虛，反對給科普作品摻入各種道聽途說、遊談無根的傳聞；在兒童文學創作上，他堅守“真、善、美”即“真的情感和知識、善的性靈和追求、美的意境和語言”的原則，力求對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有所裨益，反對“玩噱頭”式的純娛樂性寫作。正因為劉先生的科幻作品、科普作品、兒童文學作品總是建立在嚴格的科學態度之上，所以他的作品不但常常是科學主題和社會主題的有機結合，而且總是富含“科理”，充溢著研精闡微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以及準確無誤的科學知識，讀來啟迪智慧，引人入勝。這就無怪乎《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能夠獲得2011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了。記得愛因斯坦說過：“我不能容忍這樣的科學家，他拿出一塊木板來，尋找最薄的地方，然後在最容易鑽透的地方鑽許多孔。”而劉興詩先生則是習慣於“尋找最厚的地方”，“在最不容易鑽透的地方”開鑽。但也正是這種著眼“深處”的研究和著手“深處”的創作，讓他收獲了異乎尋常的成功。
說到這裏，不由憶起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科學上麵是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隻有那在崎嶇小道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愚以為，我們所以應當學習劉興詩先生，就因為他是“不畏勞苦”的人，是“到達光輝的頂點”的人，是治學有方的人，是“誌在千裏”的人，是老有所為的人。
（原載2012年6月19日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