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我推崇“魯迅風雜文”，但也無意排斥“新基調”。秦牧同誌說：歌頌性雜文未必一定是“媚骨”的產物，關鍵是看你歌頌什麼，是否恰如其分，是否體現真理。“歌頌彭德懷正所以批判壓製民主的現象，歌頌張誌新正所以鞭撻當年倒行逆施的醜類。”這當然不無見地。同樣的道理，批判壓製民主的現象，鞭撻當年倒行逆施的醜類，亦正所以歌頌彭德懷、張誌新。“是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謳歌真、善、美是對的，針砭假、惡、醜也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問題不在於謳歌還是針砭，而在於謳歌的是不是應該謳歌的、針砭的是不是應該針砭的。不過，作為“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雜文似乎更宜於以“魯迅風”為主旋律。因為，雜文若非“魯迅風”，就沒有鋒芒，沒有戰鬥性，沒有雜文的特色。當然，“主旋律”之外，“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是需要的。“相競而興，專占而萎敗”嘛！我期待著足以與《馬尾巴、蜘蛛、眼淚及其他》《謎語新聞好》《痛苦三章》《笑說“茅台”不是酒》等魯迅風雜文媲美的歌頌性雜文問世。這無疑寄望於新基調雜文家們的努力。
也許是由於雜文“善惡必書”、鋒芒畢露，時不時地總要“冒點酸水”，弄得某些人不太愉快，甚至刺得人家又痛又癢的緣故吧，它從來就是“生不逢辰”的。然而因為大多數讀者歡迎，所以它又有無比的生命力，壓而不垮，枯而複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時候都不是雜文的時代，任何時候又都是雜文的時代。唯其如此，雜文家們需要動腦筋、花力氣進行研究的，就絕不是要不要寫雜文的問題，而是如何寫雜文，或曰如何增強雜文的邏輯力量，充實其“雜文味”，使之在宣傳媒體的占次要地位的一角大放光彩。至於某些人對雜文及其作者說三道四，那也是“古已有之”的。這用得著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我深信，隻要雜文界同仁堅持“‘二為’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雙百’方針”，並且“樂觀於雜文的開展”，就一定能夠“日見其斑斕”！
（原載1991年4月10日《四川交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