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是什麼？用魯迅的話說，“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用瞿秋白的話說：“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曆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論文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那麼，除了“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之外，雜文還具有什麼特點呢？隻要拿雜文和一般社會科學論文比一比，它的特征就顯露出來了。它常常活靈活現地描述事物、而不是抽象地說理或是平鋪直敘地舉舉例。它又常常從字裏行間露出作者的音容性格（這是那個作者傾注他的感情，親切地談話的緣故）。正是由於具備這些特點，雜文才成其為文學。
作為散文的一翼，雜文和其他文學形式一樣，是“古已有之”的。“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賢、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宋玉始造《對問》，枚乘首製《七發》，揚雄肇為《連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其後的“雜文”，以至“五四”以後周作人、林語堂們的小品文。也大多是文人學士的閑適之作，供人們觀賞的“小擺設”。魯迅先生認為：一味粉飾太平、玩世不恭的小品文，“常人厭之，閱不終篇”，是沒有出息的。他“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正是由於魯迅先生把“古已有之”的小品文做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才使之得以從小品文中脫穎而出，成為匕首、投槍一般的現代雜文，即魯迅風雜文的。
當然，我們這個時代與魯迅所處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但是，難道我們這個時代，就不再需要匕首、投槍式的魯迅風雜文了麼？林帆同誌在《雜文與雜文寫作》一書裏說得好：“解放以來，我們的文藝界就是以歌頌的作品占壓倒優勢，新聞界長期以來就是報喜不報憂！也許是這個緣故，後來蓬勃興起一種歌頌性雜文，而且有人主張，雜文應該以歌頌為主。雜文以歌頌，又是為主，這好比要求川菜去辣加糖，失其四川味了。”
當然，不會有人反對運用雜文進行歌頌。歌頌得巧妙，未嚐不是一種新品種。隻是過於強調，或者怕招惹非議而以美代刺，恐怕會導致雜文寫作的蕭條，甚至會強扭了雜文的性格。李瑞環同誌不久前指出：“開展批評，是我們黨領導的事業及自身建設的需要，也是我們黨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現。……經常有一點嚴肅認真的批評，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態度鮮明，就顯得有生氣，有戰鬥性。群眾的願望、意見、要求得到了反映，心情就舒暢，積極性就高漲。群眾的情緒能夠通過正當渠道得到疏解，就不至於來個‘總爆發’，也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穩定。”由此看來，匕首、投槍式的雜文仍將受到歡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黨和人民群眾所以需要雜文、歡迎雜文，因為“蒸餾水般純潔的社會”現在還沒有實現。而且，按照毛澤東同誌的論斷，那是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