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也像我一樣，首先圍著小樓轉圈，然後問我這座小洋樓裏有什麼。我說有大豆角，咂起來挺甜。這小於吃了一驚，說我撒謊。我立即怒火中燒，想給他那麼一下子，但我討厭他，討厭得連給他一下子的勁頭都喚不起來。這小子還穿著一雙破皮鞋。我當時最恨穿皮鞋的人，因為我們校長就穿著雙可恨的皮鞋。皮鞋破了就更可恨，難看得像曬幹的扁口魚。我叫耗子自己去咂那大豆角的味兒，嚐嚐甜不甜。耗子更認為我是在騙他，兩隻綠豆跟滴溜咕嚕地對我眨個不停。後來我才弄明白，這小子以為我要偷洋樓裏的什麼東西，他絕不相信我在這裏轉了半天，是為了那些破豆角。當他終於弄明白我確實是為幾個破豆角，便對我失去了興趣。他要我跟他走，管保我吃香喝辣的。這小子競掏出一盒大前門牌香煙和我套熱乎，我沒理他。我不抽嫻，西區的孩子沒一個抽煙的，抽煙全是流氓。但我喝酒，我早就偷偷喝過父親剩的殘酒。能抽嫻算什麼，能喝酒才是好樣的——梁山上的好漢哪一個抽過煙？全是大碗喝酒的英雄。不管多辣的酒，西區的孩子全都能連千三口不咳嗽。
我不怕耗子，但對東區那些願動頭腦的家夥，卻總有點莫名其妙的自卑，並含含糊糊地感到有哪些地方不如他們。耗子頂多和我一般大，但這小子挺老練，銜著一根煙，和我圍小洋樓義轉了幾圈。最後說，這樓可以進，但沒有退路。東區那幫膽小鬼全怕死，什麼都考慮退路。我立刻覺得他比我矮了一尺。不過我還是問了一句，怎麼進？
這很容易。耗子吐了個煙圈，說，從門底下鑽。
我這才大夢初醒，低眼去看那扇可恨的鐵門。鐵門最下邊離地麵有一巴掌高的距離，但我不敢肯定能否鑽過去。耗子說沒問題，隻要腦袋能鑽過去，身子就能鑽過去。然而他還是勸我不要往裏鑽——進路窄、逃路寬。管什麼地方，先看逃路。
我得承認，這小子確實有點玩意兒。不用說，這小子肯定偷過不少東西，很有經驗。但我不聽他的，因為我不是偷東西。另外，我的膽子大，我才不想什麼退路逃路的。
耗子義拉攏我半天，說隻要我跟他走，好處大大的。我當然不會跟他走，我最瞧不起偷東西，隻有東區那幫資產階級小子能幹出來。我們西區的是靠力氣，不靠歪門邪道。耗子拉不動我，卻並不生氣，反而很義氣地說，以後我可以去找他——到東區任何一條街，隻要提耗子兩個字，就像提拿破侖一樣，沒有不知道的。我也隻好胡亂地應付著，因我不知道拿破侖是幹什麼的，但我可以感覺出是外國的一個名人。在文化知識方麵，你不得不服東區那些可恨的腦袋瓜。
一等耗子走遠，我就準備鑽鐵門下麵的空當。我把褲腰帶又往裏煞了一個扣眼兒，這樣我覺得身子又細了不少。確實像耗子說的一樣，我把腦袋鑽過去以後，身子就很順利地鑽過去。鑽進院子裏，我才發現裏麵像花園一樣好看，一簇簇圓球般的灌叢，修剪得那樣整齊，花圃的小路上鋪滿了從海邊撿來的鵝卵石，兩旁開著色彩鮮豔各異的月季花——隻有月季花在晚秋才能開得這麼旺盛豔麗。我看到花叢上麵晾了幾件綠色的軍衣，知道這裏住著軍人，便不敢怠慢。三步兩步奔到大豆角樹下，、但隨即又跑同去，因為書包還丟在鐵門下麵。我這個人生來看重個人家的東西，別人家多麼好的東西我不稀罕，自己家的一根針線也舍不得丟，兩區的孩子都是這個毛病。我對書包尤其看重，因為是姐姐的書包。姐姐用了那麼多年，一點沒破，開線的地方用小針縫得密密匝匝的。上課上膩煩時，我就摸索這縫得密匝匝的針腳，想我的姐姐。姐姐在書包角上繡了朵小花，花蕊裏繡著她的名字，陳秀蘭。我這個人最不喜歡女孩子玩意兒。但對姐姐書包上的一切，我都喜愛。所有的同學看到我背這樣的書包，都遠遠地喊，背三尾巴子包了！背三尾巴子包了！三尾巴是泛指女同學的外號，因為母蟋蟀三根尾巴。不知那時我們為什麼對蟋蟀如此重視。現在的學生決不會罵出這樣的蠢話來。
隻要有人諷刺我背姐姐的書包，我就怒不可遏，拚命地打他們，擰他們，一直打得沒一個人再敢說一個字。東區的孩子沒這事兒，他們男女同學排隊扯著手是極平常的。我們都驚訝得不行，臉皮還替人家發燒。
我倒黴就倒在書包上。可我當時卻想不了許多，因為我背著書包爬樹照樣飛快，我就是有這兩下子。站在樹權中間，我忘乎所以地摘大豆角，專找汁多肉嫩的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