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萍同學越來越趾高氣揚。那時，男生與女生不大講話。每張課桌幾乎都用鉛筆刀劃出了深深的“三八線”。一般是男生欺負女生。許多男生上課時不是聽老師講課，而是觀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線，再以削尖的鉛筆頭迎頭痛擊。女生挨了紮後，多半委屈地瞪來幾眼，頂多眼淚汪汪一陣子。可我比較背，攤上於萍這位同桌。當我試圖用小刀把這條“三八線”刻得更清楚一點時，於萍舉手向老師報告，“李國安同學在破壞公物”。在老師眼裏，凡於萍同學的話就是可信的，何況於萍還經常把話題上升至“我們要愛護公物勝過愛護自己的眼睛”這種理論高度。我隻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樣對付她那雙時不時越過封鎖線的胳膊。不過，說實話，她那隻胳膊也真是漂亮，細細白白，與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學校流行起鬥蟋蟀。到了晚上，牆頭屋角田邊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們屏聲靜息，搬開磚石，一手拿網罩，一手用枝條，輕撥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險惡，進退間蹦入網內。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裝了土的玻璃罐裏，喂以飯粒，待其養精蓄銳，第二天一早，飯也不及扒上幾口，玻璃罐藏入書包，匆匆趕去學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園偏僻角落，紛紛湧上，圍成一團，或要一洗昨日的恥辱，或要爭得今天的光榮。擂台由幾張報紙折疊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寶貝兒各自擱入裏間，用小草稈趕，使兩隻蟋蟀碰頭，看它們振翅張牙挺鬥。那不肯鬥的蟲，若噓噓幾聲仍無效果，便被小主人摜出，一腳踩死。擂台裏擱入泥土細沙。開鬥之時，人頭攢動，還真發生過外麵的人壓倒裏麵的人，把那蟋蟀也壓爛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鬥黃蟲，黑黃、油黃、烏背黃、樂陵黃；再鬥黑蟲和紫蟲，淡紫、深紫、真紫、粟殼紫等；到晚秋時節，鬥的是青蟲，有正青、紅牙青等。我並不懂蟋蟀的學問，學校裏就沒有誰懂。管這些蟋蟀叫方頭、圓頭、尖頭、鐵頭、黑崽、油葫蘆，或者惡眼狗、沙皮狼、大腿將軍。鬥蟋蟀，也從不按個頭、種類、重量分級別開打，贏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會因此得意到自己的這隻蟋蟀被活活累死或被另一隻蟋蟀咬死為止。這種鬥，多帶彩頭，輸者得給贏家抄寫作業，或是一小袋葵花籽、半截甘蔗。鬥蟋蟀，得屏住呼吸，不能透大氣。若誰朝擂台裏嗬氣，蟋蟀就跳。人多腳雜，能逃出生天者寥寥，十有八九要被踩破，踩出烏黑的肚腸。一個孩子扯住另一個孩子的衣領哭喊，你賠我的蟋蟀！被扯住衣領的孩子爭辯，不是我踩死的。於是隻好自認倒黴。
我是這種活動的狂熱分子。但我的蟋蟀老被別人的蟲兒咬斷腿。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抓到一隻極凶悍的蟋蟀，遍體純青，頭線金紅，六足洗玉，牙色烏金，聽到其他蟲鳴便四處覓鬥，才一露麵，與其對峙的蟲往往不戰而退，往後逃，方擰轉身軀，這蟲已躍起，咬住對方脖頸直至咬死才鬆口。可惜當我把頭埋在課桌抽屜裏津津有味與它玩耍時，於萍伸來一隻手，兩根指頭拈起蟲兒，再一巴掌拍在桌上，把這隻為我贏得無數驕傲的蟲兒拍成肉醬。我想殺她的心都有了，還沒動手，於萍舉起那隻好看的小手向老師報告：“老師，李國安上課時不專心聽講玩蟲兒。”我氣白臉，罵去一句髒話，老師聽見了，喊上講台罰站。下課鈴響後，我打算去弄來一隻癩蛤蟆擱在於萍的書包裏，或者是擱上一坨屎。我還未動身，於萍喊住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麵說：“李國安同學，你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你現在不好好學習，將來拿什麼報效祖國？”
這一句話如當頭一棒，我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想起了自己在日記本裏寫下的誓言。我萬分羞愧，終於看見自己與於萍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我真的想做一名“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好學生。我想拿“三好學生”快想瘋了。盡管這年我的語文數學都考了雙五分，可年年的“三好學生”都是幾名班幹部的自留地。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老師的評語是：該學生學習有長足進步，要求上進，但需要改正撒謊的毛病。我不知道我哪裏撒謊了，我恨不得用小刀剖開胸膛讓老師看看我那顆紅彤彤的心髒。可老師說有，那就一定有，這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的弟弟李國泰出生。
中年得子的繼父在母親肚皮上奮鬥了近七年，終於取得輝煌戰果。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父母不可能不偏心。他們不是法官，不可能手中握著一台天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十根指頭也有長短。我從父母的眼睛裏消失了。望著那個比我小十二歲整夜啼哭粉紅色的一小團，我心裏有了罪惡的念頭。我真有想弄死他的念頭。我都拿手捂過他的嘴。孩子是無知的。孩子因為無知而愈顯殘忍。但我不能用無知來替自己辯解。我是罪人。我承認。
這年，神州大地風雷激蕩，萬千紅色遮蔽天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丙午年的丙午日，偉大領袖毛主席換上軍裝，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宣布“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激動人心的詞語刺疼耳膜。“知道紅衛兵嗎？”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知道紅衛兵是幹什麼的嗎？”
“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還有什麼比這更令孩子們熱血沸騰？這些火熱的話語燒得骨頭發燙。幾年前，學校裏就有“紅五類”、“黑五類”的說法。所謂親不親看出身。用一句流行的話說，是“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做什麼事”。出身，指的是階級出身。出身不好，那就是罪。低人一等自不必說，甭想參加少先隊，評三好學生。托繼父的福，我在各種表格上所填寫的家庭出身是繼父的工人。這多少有點理不直氣不壯。我害怕別人知悉我親生父親的秘密。這秘密跟石頭一樣壓得我喘不過氣。所以，當有機會來證明自己時，我是那樣義無反顧。我渴望成為紅衛兵中的一員。“來吧！革命的同誌，革命的戰友！來和我握手，快來和我握手！今天，毛主席接見了我們革命群眾，我握了毛主席偉大的手！……我們手挽手，緊跟毛主席向前走，徹底摧毀舊世界，把紅旗插遍全球！”
我決定去北京，去握一握被毛主席握過的手。十二歲的我在九月的一天動身去北京了，未與父母打一聲招呼，身上沒一分錢。我沒想過一路上的吃喝問題，更未考慮到了北京後如何去找到那隻讓我靈魂發抖的大手。我也不知道，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九月五日聯合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講的免費乘火車、飯費由國家財政支出的通知精神，我隻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門等著我。這就足夠了。“天安門前飄紅旗革命聲浪動天地！歡呼敬愛的毛主席，您和我們在一起。”我上路了。本來在我的鼓動之下，還有兩個同學，但臨行前的早晨，他們放棄了，說爸媽不同意。我對他們的卑劣行徑表示無比的輕蔑。我對他們說，等著吧，我會帶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在脖子上係了一根偷來的紅領巾來到省城。省城已成紅色的海洋。大片大片的紅把天空燒亮。天方破曉，萬千攢動的人頭已彙成壯麗的河流。人人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被洶湧的人流擠上火車。我是第一次看見火車。這是怎麼樣的一隻鋼鐵怪獸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通體碧綠。我相信這是新中國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奇跡，是要讓美帝蘇修蔣光頭魂飛膽喪的偉大奇跡。我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