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在尤溪的入江口，高旭登上由黑人船長丹澤*華盛頓所駕駛的新同盟號旗艦，從閩江溯江而下，直達福州碼頭。
在碼頭上，聞訊而來的福州城民早就人山人海。當高旭現身在新同盟號旗艦上時，碼頭上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如今高旭的地位與聲望，在某些有心人眼，早就不是那些朱明藩王可以比肩的了，同盟軍的刺刀為他加持了一道道耀眼奪目的光芒。在衛道夫眼，高旭是海盜出身的軍閥、獨-夫；而在救亡者眼，高旭是驅逐韃虜恢複華的希望。
由於年關在即，時間緊迫，高旭也沒有進入福州城，隻是在旗艦上召見自己的嫡係鄔老家夥、許用、歸莊等人。
許用是同盟會福建宣政院的院理長，負責福建的會務發展；歸莊則是福建新學的推動者，由福州為心，在各縣府籌備縣學、府學、省學三個級別的同盟公塾新學體係。除了他們幾人之外，高旭又留下出身徽商的程平，作為老家夥的助手，負責商政署，籌建廈門海關，統籌福州的經濟事務。
鑒於對閩係官僚的失望，在有名的“隆武四遺”當，高旭隻是召見了劉藻。
至於其他張肯堂、曾櫻、路振飛三人，高旭一概不見。所謂忠烈易得，能吏難求，在隆武遺臣當，張肯堂自視清高，以清流自居，反對廢除八股；曾櫻生性耿介，但觀念陳舊，大力鼓動抑商政策，與高旭的重商主義南轅北轍。
而路振飛雖然做過禦史，但他在司法領域的實務經驗太差了，對於廉政公署的籌建，高旭就早交給鄔老家夥一手辦了。現在老家夥明麵上的職務，就是廉政公署的署理長。正因為憑著黑衣衛的調查取證，廉政公署才掌握了大批官吏貪墨的證據，趁著礦亂之機，一舉肅清了閩南漳泉兩州官場的**，使得同盟會新政大得民心。
也隻有行政院院理長劉藻，才能勉強跟得上高旭的步。但大多時候，他隻是作為新舊勢力的調和濟，來緩衝矛盾的。說起來，劉藻的日也不好過，他作為閩係官僚的領頭人，一邊要爭取閩係官紳的利益，一邊也要與代表高氏利益的老家夥周旋，可謂裏外都不是人。
雖說重症要猛藥，但高旭的新政太過激進，而他的執行人鄔老家夥，其手段狠
辣粗暴。凡是阻擋新政的人，老家夥一律能抓到對方的把柄，就請到廉政公署喝茶。這年頭，凡是出來混的，誰身上能是幹淨的？而且在官僚眼，黑衣衛等同於錦衣衛，廉政公署、憲兵情報處這樣的組織早就與大明談之色變的東廠、西廠相提並論了。
劉藻在舊官僚關係的推動下，身不由己，隻得想辦法到廉政公署撈人。這個時候，老家夥會在廉政公署的署長室，泡一杯熱茶，與劉藻討價還價，交換利益。
政治，無非是交換與妥協，老家夥也就是憑著廉政公署的脅迫，一步步吞食著閩係舊派官僚的利益，一步步堅定不移地推行著同盟會的新政措施。
到了年底，礦亂平息之後，除了劉藻在名義上但任著同盟會福建行政院的院理長之外，張肯堂、曾櫻、路振飛等人不同程度地被邊緣化，或者被閑置。官吏任命，財政稅收，軍事安全，這些要害部分全都拒閩係於門外，直接或者間接地掌控在老家夥手。
這種形勢下，除了劉藻之外，張肯堂、曾櫻、路振飛等都開始萌生去意。
他們不同於原隆武朝大學士朱繼祚投效廣東的紹武政權，他們的選擇是浙東的魯王政權。
以張肯堂等人來，兩廣的永曆與紹武政權身在後方，不去救亡圖存，隻會同室操戈。反觀浙江的魯王，一直身處在浙東抗清前線，身為宗室，也敢上前線鼓掌士氣，比起那些永曆、紹武這倆個閉戶天，多一分果敢之氣。而且魯王帳下，也有張名振、張煌言這樣的忠義將領，清軍的主力被同盟軍牽製在常州一線，身在浙東的魯王要是趁虛光複了杭州，那可是大明興之始。
對於張肯堂的動向，老家夥自然了如指掌。
聽了老家夥的報告之後，高旭想起這些人，就有點頭痛，道：“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幾個老朽都是黃道周之流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人人都有點名望，個個都很固執己見，當初與我辯起來，他們總能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但是於救亡圖存，於國事民生，卻是無半點建樹。殺不得，留不起，還真不如讓他們走了，省個耳根清淨。他們既然好魯王去浙東，我們不攔著。”
老家夥點點頭，道：“少主，現在我們有了江蘇的蘇州、常州、鬆江、嘉興四府，以及福建全省，接下去隻有收複了浙江，我們就能江、浙、閩三省聯成一塊。這樣，才算是大業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