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從《刑法典》出籠的那一刻起，博卡薩的死，就被提上了曆史日程，列入了民間的敘事年表，接下來，隻是時間問題了。曆史上的大*者有哪一個善終的？不是暴斃，就是流亡。從愷撒大帝到拿破侖，從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從墨索裏尼到特魯希略，從馬克斯到波爾布特……*者無時無刻不有性命之憂！於之而言，唯一的暫時安全保障即在於威權，隻要禦座的銅釘有一絲鬆動，隻要有一個偶然，隻要從那個位子上稍有閃失或遊離，即有血光之災……事實證明，“萬歲”神話其實虛弱得很，比起那些螻蟻一樣行走的下民來，*者的性命之憂遠大得多。
*社會的情勢則完全不同了，由於司法理性的在場，政客即使犯罪，也會受到合法的審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因涉嫌受賄於1976年7月被捕，後被保釋，對此案的調查竟持續了7年之久（與齊奧塞斯庫的“三天”多麼大相徑庭），1983年被提起公訴，判4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韓國“世紀大審判”，雖早有傳聞，兩個臭名昭著的前總統全鬥煥和盧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稍有理性的人都會預感，他們是不會真正被處死的，喋血的“光州起義”不會以血債的方式向曆史索要對稱的祭壇。在韓國，幾十年風起雲湧的*浪潮和*運動所確立的社會理性和文明底限，已使所有仇怨都會得到嚴格的監視與存放——金泳三新政府正是靠這些與舊政權不同的信仰和承諾贏得勝利的。
事實也證明了這點：從1995年10月韓國檢查機關立案調查，此後9個多月裏，兩人先後35次被提審，據悉，光調查卷宗的數量，即可載滿百輛卡車（這至少證明了司法的勤奮與嚴謹吧）。1996年8月26日一審判決，倆人以軍事政變、受賄、*民眾等罪名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漢城高等法院宣布為全、盧減刑，前者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後者由無期改為有期徒刑17年，理由是：全、盧政權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公布，少有人意外。並非習慣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護，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韓國這樣一個步入穩定*期的社會，無論人道考慮，還是政治理性，對兩位前總統執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韓國“世紀大審判”的意義和曆史訴求，並非一定要將誰送上絞架，而在於徹底告別一個武力威脅*的時代，一個黑金壟斷與幕府政治時代。
一個政治寬鬆、性情溫和的社會，秩序的緊張程度、法律的負擔都會大大減輕，處罰將受到最大限製。進一步講，如果一個社會廢除了死刑（許多國家基於人道原則和宗教等文化習性，已廢除了死刑，比如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瑞士、芬蘭等），所謂的“性命之憂”又從何來呢？那時，對犯罪嫌疑人來說，就隻剩下“不自由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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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塊沒有*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著鬥爭和彼此征服的企圖，其曆史，亦必然伴隨著人頭漲落的潮汐，包括各式*者的人頭……那麼，怎樣緩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樣降低意識形態衝突帶來的社會消耗與曆史成本？
精神麵貌與政治形態的關係，是一個世界性課題。癲狂、嚴厲、偏執、激烈、苛刻，不僅是*者個人的氣質，也是所有威權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共和國的精神是和平與溫厚。”和平與溫厚，作為一種精神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檢驗一部製度“共和”與否的砝碼。
在此，美國人作出了榜樣——
自有史以來，美利堅即是一個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國家。二百多年裏，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戰爭外，基本無內戰發生，更無血腥的權力之爭。而南北戰爭最直接的起因，並非農奴問題（林肯政府本欲通過經濟和文化滲透逐漸解決），而是南方諸州脫離聯邦的分裂行為。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人（尤其勝利一方）在經曆了這場同室操戈後所表現出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寬容態度，因最初意識形態對立而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時間內被雙方打掃得幹幹淨淨，一場死傷百萬人的鏖戰（戰爭曆時四年，北方傷亡63萬人，南方傷亡48萬人）幾乎沒留下精神後遺症。美國人到底怎麼做的呢？
或許，有一些細節最能說明問題：在美國的國會大廈裏，陳列著眾多雕像，那是國會讓每個州送來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兩座，結果，弗吉尼亞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戰爭中赫赫有名的兩位“叛軍”領袖——南方臨時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和南方軍事統帥羅勃特？李的雕像，誰知，國會毫不猶豫地照單全收。（按我們的經驗，確有點兒匪夷所思：這“送”不是一種公然挑釁和冒犯嗎？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協嗎？）另外，作為美國曆史上最重大的衝突事件，南北戰爭在各地竟矗立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記憶姿勢：在南方，隨處可見南軍紀念館，同時以各式紀念活動公然讚美他們的子弟兵，“叛軍”竟有滋有味地享受著英雄禮遇；即使在北方，比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古戰場遺址，也如實地訴說著當年雙方的戰績與英勇，李將軍立馬抽刀的銅像威風凜凜，氣勢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還生猛雄壯，你真是看不到半點厚此薄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