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體現了美國人的一種主流精神：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包容與寬待——拒絕意識壟斷和權力化。
曾有過問卷調查：美利堅二百多年曆史上，最引以為傲的“國家成就”是什麼？絕大多數回答竟是“聯邦製的美利堅合眾國沒有分裂”。眾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與政策等方麵，聯邦製是一種極為鬆散和疏離的組合，世界上那麼多中央集權的國家都常麵臨分裂危險，而美國竟然不憂於此，為什麼？
奧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義的國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鳩標榜的“和平與溫厚”。這在南北戰爭上表現得尤為充分，戰爭一結束，林肯就及時頒布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軍將士的戰爭罪。那位投降的李將軍，既沒有因“叛國”而遭到北方的審判，也沒有因“降北”而招致故鄉的唾罵，相反，由於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犧牲，且敢於犧牲個人的軍事榮譽，而同時贏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這樣溫和與寬鬆的政治環境裏，戰爭傷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國家——為內戰宿怨和信仰衝突，其仇恨綿延幾十年乃至幾世紀而不得解，再看看美國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將軍”塑像，不得不讓人對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油生敬意。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會結構反而更穩定，愈是強調意識統一，卻適得其反，社會更加混亂與虛弱。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其受益者是大眾，是國家和曆史。或許有人擔心，諸如李將軍雕像那樣的記憶符號，會不會給國家帶來文化上的反動？其實多慮了，對於後世的美國人來說，是完全將之作為史誌文化而非政治理念來供奉的，說到底隻是一種曆史性、地方誌式的審美活動，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國人遊覽萬裏長城——隻讚歎其壯觀雄闊而不追究工程背後的罪惡一樣。如今，讚同奴隸製的美國人早已絕跡，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懷念自己的鄉土曆史。
正像林達在《我也有一個夢想》中所說：“誰有權力來製定記憶版本？是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它也沒有*，因此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曆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憶版本……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衝動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剝奪別人的記憶，也就是剝奪自己的記憶；剝奪別人的自由，即等於剝奪自己的自由，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理念。盡量營建一個寬鬆、妥協、溫和的政治氣場，使每一個生活成員都有安全感和穩定感，盡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彌裂痕，減少政見紛爭給社會帶來的消耗，降低矛盾鬥爭的曆史成本，是二百年來美國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
二百年間，美國曆史上幾乎找不到“政變”“起義”“革命”的記載，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黨派糾紛和集團之爭，但這些競爭基於理性，且按一套縝密而謹慎的遊戲規則來進行，你見不到那種“你死我活”“仇人相見”的衝突，沒有硝煙血腥和牢獄之災。其黨派團體的成員之間、成員和首領之間，基本是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沒有絕對的意誌服從和忠誠可言，沒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隸屬，亦就無所謂“背叛”和因之而起的黨內*與清洗了。尼克鬆“水門”案中，指控他的人裏，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黨成員嗎？
所以在美國，失敗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憂的，既無被誅的總統，亦無遇弑的將軍，連逃亡和流放的都沒有，無論犯下多大過失，他們都信任“美國”這個巨大掩體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詞所意味的權利與公正。“和平與溫厚”，除了體現在它的國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還折射在對一些特殊群體的態度上，比如戰爭中的己方被俘人員（甚至是主動繳械者），他們不僅沒有遭遇歧視和*，反而在生命價值上被給予了充分尊重與嗬護（正是基於這種對母邦文化的信任，曆次戰事後，美國戰俘幾乎沒發生過拒絕返鄉的事）。對待外敵，也基本是同樣的態度，二戰晚期，大批的敵軍士兵寧願被盟軍俘虜也不願為蘇軍所獲，至少暴露出了他們對不同意識形態（“溫厚”與“嚴厲”）的一種選擇、一種信任度的投票罷。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