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思潮的變遷看，19世紀以降，隨著工業革命、進化論、生產力主義的高漲，西方文化繼“人本”之後大肆流布起了“人類中心論”（對大自然來說，“中心論”即人類集體的利己主義：“世界皆為人設計”“萬物皆備於我”），它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對自然的統治欲，在刺激人類物質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時，也深深影響著社會的靈魂結構。“自然史上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一種生命形式威脅著這麼多別的生命形式。”（霍·羅爾斯頓）。
但20世紀以來，在目睹了一係列生態災難後，“勝天”的狂妄受到了質疑，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過分強調自然對人類的使用價值，不僅倫理上不公，且意味著一種可怕的價值誤區：“中心論”試圖將人從自然家族中分離出來——並奮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為，很可能是自欺與虛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係統和生態法則，任一部位的勞損和物類的受傷都能引發全身的潰變，人類其實什麼都戰勝不了，每次所謂的“征服”，都是對自身的重創和削弱，都是自虐行為。於是，西方理性開始了對工業時代和物質主義的反思，抗議物對生活的壓迫、工具對人的異化，並生長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資源：大地倫理。
“任何事物，隻要趨向於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奧·利奧波德《大地倫理》）。這意味著，人的精神觸角已不再僅從族群內部係統尋找和確立價值準則，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萬物秩序挺進——由此推翻了以“人”為尺度的傳統判斷模式，使生態學變成了一種最廣泛的生存倫理學，一種富有“宗教感”的生命關懷信仰。20世紀中葉以來，各種生態機構、自然保護組織、環境基金雨後春筍般生出，正是這一倫理的訴求體現。
而遲遲才步入工業時代的中國，隻顧埋頭享受生產力帶來的初級實惠，隻顧驚羨技術的威力，並未顧及到西方這場潤物細無聲的價值變奏。
更須重視的是，“大地倫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並非僅是理性反思的結果，亦非僅人類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較”所致，起主導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脈意義的宗教精神。
“大地倫理”的守護神即宗教倫理。宗教是一種類似兒童、婦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與體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勢對象……無論基督教還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個共核：倡導物種平等和最低消費原則，倡導生命間的關愛、承讓和能量轉化，倡導對欲求的節製，倡導萬物和睦……這些恰好構成了對物質主義、人本消費主義的一種文化抵禦。“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也能起保障社會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凱郭爾也說：“多數人的不幸並非他們過於軟弱，而是過於強大——過於強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曆經幾世紀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漸疏遠了它古老威權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實現了從權力形態向純粹精神形態——從“實體”的曆史格式向“意緒”的心靈格式之轉化，其教義也從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對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靈秩序的訴求上來。借助它，人們更多地完成著一種對善惡的最高確認，對理想人格的尋找與塑造。由於世俗性的減弱，“上帝”概念不再發揮工具意義上的曆史作用，它愈來愈變成一種精神角色，一種神性光芒下的人文關照，一種重視生命、嗬護靈魂的福音與能量……這是一個從嚴厲走向溫存、從苛刻走向寬容、從威懾走向撫愛的曆程。
正由於基督教的這種變遷，她才與現代生命美學構成了和諧的“經緯”關係，共同編織著今日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生命倫理。神性，有力地彌補了知識理性在靈魂事務上的不足。
或許有問：即使沒有宗教，單靠法律、製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維係不了一個和諧的生態社會嗎？
前景不樂觀。比如在動物保護、整治排汙、嚴禁濫伐和過度開發上，雖然我們在輿論和監管上使出了渾身解數，卻收效甚微。無論科學遊說還是嚴厲製裁，似乎都難從根本上遏製人的貪婪。
科學是崇尚實用的，其使命乃維護人的主體利益和開發更多的使用價值，不僅未從根本上動搖“人本”功利，甚至還夯固了它；而法律更為“人本”產物，是人與人協商的結果，既屬人工契約，那人就有可能隨時篡改和棄用它。在社會約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學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對神（宇宙意誌）諦聽的結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靈契約和精神秩序，它傳達的並非人群意誌，而是神之律令，其尊嚴乃天然的，無須人工假設或求證。與宗教相比，法律和製度都不具永恒性，隻有曆史性、地域性和集團性，它們的權威與號召力遠遜於宗教。一個人可不承認、不服從法律，但他很難不敬畏宗教的善惡觀，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宗教資源豐裕的國家，對自然的保護，明顯優於無神論國家（無論其生產力多麼發達），比如日本，其現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謂不發達，但因缺乏宗教倫理資源，其國民精神中的實用傾向非常大，近來在“捕鯨”問題上表現出的自私令世界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