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律的強製性不同，宗教倫理的力量在“心”，在於靈魂和精神係統。事實提醒我們：惟有在信仰和心靈的意義上，才能真正實現“大地倫理”，改善我們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們。
現在，盡管綠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細察便發現，我們對“綠”的所有主張和陳述，都停留在對“利弊”“禍福”的分析與權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殘留農藥、裝飾材料是否對人體有害、吃野生動物是否會染上寄生蟲……說到底，這不過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術題和選擇題。也就是說，我們的環保價值觀，無不以“擔心傷己”為心理驅動、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險，同時，我們的行動也源於對“損失”的恐懼：比如急急護林，是因撲麵而來的沙塵暴；比如呼籲保護某類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問題是，一旦排除了這種利弊嫌疑，我們將憑何依據來確定對事物的態度？
不難料，若以這種“人類中心論”來製訂保護名單和緊迫性，非但對真正的保護起不到決定作用，甚至有害：因為人常常會據眼前之需和實惠大小，在保護範圍、程度、排名和緩急上擬定一種“性價比”，會通過精明計算在實用性上做篩選，從而很容易找到一種更服務眼前和地方的托辭，最終放棄遠大承諾。比如，在建一座水電站和保護一種魚類之間，決策者會選擇前者——並非魚類不重要，而是大壩“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務當下人。
說到底，我們並沒有把“大地倫理”納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謂的保護不過是變相自戀而已。從這個角度講，某種保護與某種虐殺並無質別，雙方來自同一個“源”——自保和利己原則。
而在西方，這種機會主義價值觀，早已引起了倫理和精神的不滿。自然哲學家霍·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中說：“我們通常關心的不是受威脅的物種，而是受威脅的人類未來……從人類中心論出發尋找保護物種的理由，本質上帶有一種剝削性，盡管這種剝削很微妙……人類把其他所有物種都視為鉚釘、資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娛樂的東西，這就是一種剝削了。僅僅出於對人類利益的考慮而認定物種有無價值，就像一個國家從利益角度論證其外交政策。”“人們已經學會了一些物種內的利他主義，現在的挑戰是學會物種間的利他主義。挽救物種的功利理由，對於製定政策很有用，可我們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類義務的全部範圍嗎？”
是啊，雖然我們發明了“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等利他倫理，可這隻是被鼓勵在人類集團內部上演的故事，於人之外的事物毫無意義。人們——哪怕俗稱高尚的人，也往往隻留意對同類的道德，對內部成員所負的責任，卻完全忽視了對大地、萬物、宇宙的道德和責任……而“大地倫理”的美德在於：它把“責任”探出了人類邊界——試圖將人類義務的“全部範圍”搞清楚！
在對待自然上，若不能擺脫“利己”的欲望糾纏，若沒有類似宗教那樣的虔敬態度和終極信仰，無論我們理性知識上再發達，也隻能算臨時和保守處理了人與外界的一種短期關係——一種機會主義的“實用外交”。
3
中國文化中一直深藏著一種執拗的實用和拜物情結。隨著儒學的權力化與道家的世俗化，國人的生存精神中愈發缺少一種超功利的、對抗物質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從古典的經世之用到現當代“天不怕地不怕”“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英雄實踐，從政治生產力到技術生產力，無非對物質主義的一次次闡發。
和歐美相比，中國更多的是政治話語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雖在近代影響中國，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與義和團滅洋運動，都驗明著國人對上帝的誤解和恐懼。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卻是以煉丹、采補、房術、畫符掐訣為工具，以養壽延年、滋欲縱樂為取向……這種超強的自戀和利己與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遠。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始終也未發育成一種普世的生存精神，滲入國人的日常細胞和裏髓中去，頂多作為一種價值幻象，成了少數士人淡漠世囂的文化掩體。
20世紀，隨著政治意識形態對宗教殘留及傳統文化的猛烈掃蕩，國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沒障礙了。代之而起的政治倫理，脆弱性顯而易見，“唯物論”“鬥爭說”非但不抵禦實用主義，反而本質上更慫恿物質精神，鼓勵向萬物宣戰。所以，一旦商業大潮湧至、生產力號角吹響，中國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無遺，毫無精神植被的覆蓋。一個幾乎什麼都不信、拚命求實唯物的群體，還有什麼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頂、下無底限，肆無忌憚、海闊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
飲食上的“無法無天”，背後不正是精神上的“無法無天”嗎？
（2002年）
為什麼不讓她們活下去
革命肉體的潔癖
電影中，不止一次看過這樣的情景：美麗的女戰士不幸被俘，雖拚死反抗，仍遭敵人侮辱……接下來，無論她怎樣英勇、如何堅定，多麼渴望自由和繼續戰鬥，都不能甩開一個結局：殉身。比如敵群中拉響手雷，比如跳下懸崖或滾滾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