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年媒體披露：有北京和廣東的商人比闊，曾一擲數十萬訂一桌酒席，直至店家舉不動價牌為止……這種石崇鬥富的奇觀讓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業成功、人生輝煌的標誌？
這種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燒錢，相信絕不會發生在洛克菲勒們的身上。事實上，西方那些比我們闊得多的富人，常常過著一種樸素、節製的生活，其人生業績主要投注在創造財富和納稅額上，同時，還要把很大部分資財轉移到別人身上，比如高額的收入稅、遺產稅，比如無償地捐贈教會、資助公益、設立基金等。據幾年前一份統計，美國每年的社會捐贈，大約有1400億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會就有300多家，而每個基金會的經費，動輒幾十億……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國人無疑在權利觀念上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但在道德觀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義’者”（袁偉時《路標與靈魂的拷問》）。據國際組織“世界價值調查”1990年的統計，82%的美國人至少為一個（平均2.4個）公益機構提供誌願服務，這個比例在德國為68%，加拿大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愛、出讓等教導精神外，更與公民社會對權利與義務的理解、自覺承擔與共享意識有關，與其價值文化中的某種超功利目標有關，與其對社會的滿意程度、生命體驗的審美方向有關。
事實上，中國人的生態欲望一直呈兩股奇怪的情狀：一方麵是健康欲望的萎縮、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製，比如婚姻、性、言論表達、個體選擇、自由意誌等。另一麵卻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脹與張揚，比如飲食，西方提倡的是營養，注重的是環保和資源有限性，主張一種節約型、適度型、便捷型的餐飲方式，原則上“夠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製，決不剩餘和浪費；而國人重視的乃花樣繁式、規格派場，內容上更講究山珍海味、野饈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麼，吃不僅滿足生理之需，更反射著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會欲望，胃，兼具“大腦”和“臉麵”的特殊功能。
東西方的食量和食譜差異，絕非飲食文化的“單調”與“豐富”所能厘清，隻能從價值觀、生命信仰和審美氣質上去檢索。
仔細打量即發現：中國人的情感聯絡方式和權力*形態，差不多全是物質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費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幾艘航母”之類的事實，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的要緊事，“清正廉潔”這塊匾要從官員的嘴裏、胃裏往外掏。不過，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領導到縣區視察，嫌酒宴奢華，勒令換自助餐，可小縣根本沒這洋玩意，於是趁首長暢談“廉政須從管嘴做起”的當兒，縣令急忙警車開道，遠赴百裏外的市區大飯店調餐具和廚師……已備酒宴呢？好辦，全潑進了豬槽。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給弄傻的。
中國人，你為何隻想到吃？為何對自己的胃那麼眷顧，於頭腦卻漠不關心？想想“四大發明”的火藥，到頭來也隻填了煙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隻排遣了後宮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算見過世麵的李鴻章中堂，竟也二話不說將英國公使送的名犬派進了廚房……
或許，我們的生命實在太“生理”了，實在缺乏更遠闊的審美想象，視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隻有筷子長度。或許，什麼時候，中國人把氣脹淤重的胃給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變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現代化才真正啟蒙罷。
毋庸諱言，國人的欲望結構和消費形態，皆嚴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見更純淨的精神審美和超功利目標。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質化崇尚（食，不過是拜物之最浮表形式）——或許可謂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術人生”罷。而這，與是否“溫飽”“小康”並無決定性因果：一個人潦倒時，對金錢與食物無比吝惜和瘋狂追逐，而發跡後，其揮霍與炫耀方式，同樣沿襲對物的眷戀和迷信——貧態呈現的是“拜物”，富態彰顯的也是“拜物”。在這樣的生態文化中，不知不覺，人的成功標誌即對物和權的占有程度（權，也是一種物化能量，一種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麵貌——皆全方位地物化，為什麼？
恐怕與現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匱乏都有關。我們的宗教資源向來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齊的現代理性係統。而一個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緒和理性規範，少了對生靈的普遍尊重和對自然的審美習慣，物質嗜性便失去了牽製，欲望失去了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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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自然和飲食的態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謙卑與節製，一方麵源於現代理性和生命美學的熏陶，一方麵得力於傳統的宗教關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