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想起來，在那個十年裏，許多花樣百出的整人名堂，實實在在是人類惡之大發作、大表演。
林彪逃跑了，折戟沉沙，溫都爾汗，其實這本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但一級一級地內部傳達下來，雞毛令箭，層層加碼，傳達的這個行為本身，倒弄得比傳達的內容還神秘。到後來，小道消息滿天飛，基本上等於全民都知道了，這位副統帥摔死在沙漠上了，還要神乎其神地稿成絕密的樣子。於是，傳達演變成一種儀式。誰有資格先聽，誰有資格後聽，誰有資格小範圍聽，誰有資格大範圍聽，便成為某種精神享受的待遇。聽了什麼是無關緊要的，先聽這個事實，臉上立馬掛著一副優越，也能快活上好幾個鍾頭，好幾天。這一方麵是中國人特別容易滿足，另一方麵，中國人但凡發現有一人不如他的，就會得意，就會狗臉生霜，就會對不如他者作威作福。
於是，像當時我這樣沒有資格聽的，便是等而下之的賤民了。
中國的許多無聊和殘暴，都是由此產生，我看到我那個施工小單位，舍我以外的百把個人，緊急集合，都拉到荒山野嶺之上，四周布滿民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煞有介事地在聽支部書記傳達這份中央文件。顯然，這種森嚴壁壘的防範措施，隻是針對我一個人的。當時國內外的敵對反動勢力，再奔波也不會到這荒山野嶺、窮鄉僻壤，來竊取這個情報的。不知哪位革命同誌出了個主意，若是將我弄到一個距離較遠，一時半會兒怎麼也走不回來的地方，那他們學習討論，就可以不必忌諱泄密了。
於是，半夜裏，把我叫醒，上了一輛蒙著篷布的卡車，也不知開了幾許路程，讓我下車。然後，於黑暗中，那車又顛簸著離去了。我一個人不辨東西地直坐到天色微明，才辨別出是廢棄的采石場工地。
因為他們料到，如果我不傻到非餓死在這荒山裏的話，就隻有乖乖地往回走。時間都給我計算好了，抄近路，也得一天功夫，順大道，兩天也未必走回單位。而且，他們料得更準的，如同在一個無形的牢網之中，我無論怎樣掙紮，也休想撲騰出這份嚴密的控製。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回去繼續接受這份“勞動改造”。因此他們相信：第一，我不會跑掉；第二，我必然要有求生的本能；第三，如果真是出意外，那是我的事，一個大活人，會摔死在崖坎上？會淹死在河溝裏？會被山裏的狼或者什麼野物吃了？
人把人不當人的最殘酷之處，就是從折騰別人、製造痛苦中取樂，而且還能心安理得。
貴州的山，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或碧綠青蔥，樹深草長，或層層梯田，水平如鏡。我一麵走一麵恨我自己之軟弱，是腳尖朝著我不願意的方向走去，而不是腳跟背對著遠走高飛。為什麼就沒有那股悖謬的勇氣，偏不按他們規定的道兒走？幹嗎要就範呢？至於殺頭嗎？
等我發現抄近路，在山間小徑走著，愈來愈狹窄、愈陡峭，愈來愈不像一條路的時候，已漸漸走入濃蔭蔽日、肅殺陰森的密林中去，那氣勢便有點毛骨悚然了。其實，這時腳下的路，實際上倒是跳出這張無形的網，反方向地越走越遠。分明明朗的晴天，雨滴飄然而至，樹葉紋絲不動，卻有颼颼涼風，連空氣也變得原始、生野，周圍的響動、聲音也十分的陌生了。
糟了，我想我是迷路了。
更糟的是，從天亮到此刻日頭偏西，不但粒米不曾打牙，連口水也沒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