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王闓運這副對聯常被引用，湘人言湘自有一番氣概，較之錢基博先生的他人言湘要來得地道。從蠻楚之地到理學大省，湖湘文化的特質不言自明，誠謂淵源有自，綿延不絕。近代以來，得時世之運，起人物之興，挽人傑地靈之勢，延儒教之脈，經世致用與禮義廉恥並存，波瀾湧動，自成一格；究人天之際，守千年之宗，攬船山之神，複湘學之魂，成沅湘一派，古文與今文之學同興，不輸浙東、江右。“唯楚有材，於斯為盛”，當仁不讓矣。
湖湘文化守宋明理學之正派，王船山續接助長，陶澍肇始其興，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順其勢力，宋教仁、蔡鍔推波助瀾，毛澤東、劉少奇則和其韻，成事有餘裕，家國有情懷，起衰振弊，摧枯拉朽，開出了一片新天地，他們的事功與人格確是湖湘精神的典範，替湖湘文化的核心價值作了最佳的詮釋。另一線索，則是湘學的複興。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奉“鄧湘皋為湘學複興導師”，並進一步指出：“彼全謝山（祖望）之極力提倡浙東學派，李穆堂（紱）之極力提倡江右學派，鄧湘皋（顯鶴）之極力提倡沅湘學派，其直接影響於後輩者何若？間接影響全國者何若？斯豈非明效大驗耶？”由鄧湘皋起，湘學迎來了王船山之後最輝煌的時期，魏源、鄒漢勳、何紹基等異軍突起，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亦政亦學，成績斐然。從“名山之約”到“雪恥之盟”，王先謙、葉德輝洗湖湘經學之陋，楊樹達、曾運乾改“外行不入格”之羞，其中餘嘉錫以目錄版本學驚世，可謂修成正果。從章太炎先生謂“三王不通小學”，到“湖南前輩於小學多粗粗，遇夫（楊樹達）獨精審，智殆過其師矣”的讚歎；曾運乾去世之後，楊樹達悲慟不已，“湘中學者承東漢許、鄭之緒以小學音韻訓詁入後進而治經者，數百年來星笠一人而已”。湘學之學，氣候在此。
陶澍以來，清兩江總督曆來為湘人之“禁臠”，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劉坤一、魏光燾等一線而下，握權重鎮、威震四方。陶澍因勢利導，改造鹽製，厘清稅務，除弊興利，實施海運與漕運並舉，招招新穎、務實，非同凡響。其幕僚林則徐、魏源等則是影響中國現代觀念的開創性人物，之後的郭嵩燾識見高遠，迥異時世，端賴前輩的澤被，有記可查。道、鹹之際崛起的湘人精英，多受陶澍之惠，湘學複興也由此而發。及至“無湘不成軍”，甚或“無湘不成國”，都有陶澍之潛移默化之所在。毫不誇張地說，若百年近代史以湘人為中心，溯源追思，該推至陶澍處，而非後來所言的1840年鴉片戰爭始的。其後，內有左宗棠用兵西北，敢叫春風度玉門，外有曾紀澤肆力斡旋，據理抗爭，內外用力收複伊犁，保全疆土；庚子之變，劉坤一與張之洞倡立“東南互保”，風聲所及，全國景從，守得半壁江山，保存國脈。及至清末，湘人仍占據輿論主流位置，長沙時務學堂承前啟後，主張維新立憲，譚嗣同、唐才常、蔡鍔恰一時之選，影響深遠；作為學堂教師之一的湘人熊希齡成為橋梁式的人物，後至國民總理，首開幼稚教育，又創建紅十字會，全心盡力做慈善事業。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寧調元、禹之謨等則響應孫中山先生革命，在湘鄂兩省起事，為推翻專製、建立共和厥功至偉。同是湘人的楊樹達在評述此時風雲人物的為學時，大力推崇譚嗣同、宋教仁、蔡鍔，此為湘學之賡續有人。還有王闓運、楊度師徒雖有瑕疵但不掩瑜，其學術成就有待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