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像個牧人,有時牧羊,有時牧馬,有時牧牛,有時牧老虎。隻要調度有方,捭闔適度,牧什麼都沒問題的,甚至高起興來騎在老虎背上奔馳一場也未為不可。做個牧人不容易,上千隻鴨子趕進蕩裏,汪洋一片,也有招不回來的時候。
文化上有不少奇怪的現象,可以意會,可以感覺得到,要說出道理卻是很費力氣,有的簡直說不出道理。比如說京劇,有餘叔岩,有言菊朋,有奚嘯伯,更有周信芳。餘叔岩某個階段曾倒過嗓子,那唱法幾乎是一邊夾著痰的嘶喊,一邊弄出珍貴的從容情感:“宋公明打坐在烏——龍——院,莫不是,阿——媽——呢,打罵不仁?”那一個“阿——媽——呢”已經是卡在喉嚨裏出不來了,噯!就那點聲嘶力竭掙紮於喉嚨間的微弱信息,不知傾倒了多少當年追星族的夢魂?從音樂廟堂發聲學的角度看來,這簡直是笑話。說言菊朋,說周信芳,說儒雅到極致的奚嘯伯,莫不都有各自的高超境界。
畫,也有各型各號的門檻,外國如此,中國也如此。我想,外國印象派以後的發展變化直到今天,恐怕習慣於寫生主義的很多欣賞者都掉了隊,都老了,現象如此,實際情況正如中國老話所雲“老的不去,新的不來”。不習慣不要緊,我就是四五十年代的胃口特好的年輕人,是一個既喜歡老京劇又擁護前衛藝術的八十已過的欣賞者。
你問我為什麼喜歡八大?喜歡突魯斯·拉德萊克?喜歡米羅和畢加索?喜歡勃羅克?我能意會。要說,如給我時間或許也能說得出一點道理,但是,為什麼你有權利要我說出道理?有的藝術根本是毋須說明道理的,比如音樂,比如中國寫意畫,比如前衛藝術!
一個藝術家到了成熟階段,已經不存在好不好的問題了,隻看觀眾個人愛好,喜不喜歡。比如說,我喜歡買一點齊白石的畫,卻很少收藏黃賓虹的畫;不是黃賓虹的畫不好,隻是我不喜歡。畫家龍瑞把黃賓虹先生的風格作了博大的演繹,很出色,我也看得出龍瑞先生像位樂隊指揮,在賓虹先生的樂譜中作了現代化的發揮,搞得很精神,很動人。
梅蘭芳和程硯秋,我聽的是梅蘭芳;沒有人敢造謠說我黃某人曾經說過程硯秋不好。
有人說多少多少個齊白石抵不上一個魯迅;這似乎是在說十八個李逵打不贏一個張飛的意思。張飛和李逵如活在一個曆史時期倒是可以約個時間過過招論論高低的,他們比武的可能性的基礎是因為他們同是武人。
魯迅和齊白石雖都是文化巨人,革命思想方麵魯迅了不起,但魯迅不會畫畫,齊白石畫畫畫得好,革命的道理卻談不上,兩個人在各自的領域裏各有成就,比是不好比的。就好像鹽和糖都於人有益,可誰都不會說二十五斤零四兩的糖比不上一斤鹽。
厚弟的人物常作悲涼蕭瑟,讓觀者心情沉重;也時見厚重魯莽如鐵牛魯達之類夾帶著難以捉摸的幽默點染,這恐怕就要算到父母的遺傳因子賬上了,父親這方麵的才情影響過他的表弟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自己的兒子自然不在話下。
二弟明年就八十了,爾我兄弟在年齡上幾乎是你追我趕,套一句胡風先生的詩題作口號吧!
“時間,前進呀!”
(黃永玉文,原載《書屋》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