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橙與魏源的關係非同一般，正如龔橙與其好友趙烈文的信劄中所說：“橙與魏氏文字世交，有逾骨肉。”實際上，龔自珍在世時，龔、魏兩家子弟就都以伯叔兄弟相稱，魏源的長子魏耆、次子昌耆和侄兒魏彥（字槃仲，亦龔橙、王韜好友）均稱龔自珍為大伯，龔橙則稱魏源為二叔，而且兩位老人還互相約定：“孰後死，孰為定集。”龔自珍先卒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龔橙於守製之次年初夏便抱著父親的遺稿至揚州，請魏源編定並撰敘，敘末雲：“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正由於魏源對龔橙的了解，所以他在鹹豐二年高郵知州任上，曾致書寓居上海的龔橙，邀他到高郵州署來“佐撰諸書”。據龔橙為成都誌古堂石印本《蒙雅》手書跋語自述，他遵囑幫魏源“改定”了《蒙雅》這部仿《爾雅》而作的識字課本。而且，魏源那部僅三個月告成的二十卷《說文疑雅》，也可能是在龔橙這次來揚州的幫助下完成的。
鹹豐四年(1854)，魏源已六十一歲，辭職居興化，“不與人事，惟手訂生平著述”。其中道光二十年印行的《詩古微》二十卷本，距此已十四年了，魏源想修訂為二十二卷本，於是將原本新刊刻後，又請龔橙來校讀。今複旦大學圖書館珍藏的這套刊本，全八冊內均有龔橙的批校手跡，對我們這次編校《詩古微》一書，訂正訛誤，十分有益。這套書卷首的《詩古微》序後還夾有一張陳古生香的紙箋，滿紙是魏源老年蒼勁的字跡，落款為“鹹豐五年臣魏源恭識”。據此識語中“凡得書二十有二卷”圈改為“凡得書二十卷”的手跡，知魏源原擬修訂為二十二卷的想法並沒有實現，或許是精力不濟，或許是沒有必要擴充（正文也恰好隻有二十卷）。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魏源晚年完成的《元史新編》之初稿《元史稿》七十六卷，也是由龔橙校訂的（存四卷，有陳垣跋）。元史中蒙古、滿洲等少數民族的人名、地名非常複雜難辨，而龔橙早在居京時就“兼能滿洲、蒙古字”，又曾“專好天竺梵書，朝夕諷誦”，所以請他來幫助校訂《元史稿》是再合適不過了。
至於龔橙本人的學術，雖深受段、龔家學影響，治學以經學、小學為主，“但若細探其學術之實質，則可明顯發現，龔橙的經學立場與治學方向已有轉向當時正方興未艾的今文經學之跡象”，這無疑是直接受其父與魏源今文經學影響的結果。龔橙論《詩》采用三家《詩》說，論《書》篤信今文家言，其經學論著多與魏源的著作相關，這在當時就已為人所注意。如與龔橙交好，同時又十分景仰魏源的譚獻，就曾看出龔橙的《詩本誼》及《尚書寫定本》“所言與邵陽魏氏《古微》二書相出入”。尤其是龔橙在北京完稿於道光二十年的《詩本誼》一書，是他以探尋《詩經》本義為主要目標的《詩經》學專著，其序中提出的多重《詩》義觀，就幾乎是在魏源《詩古微》的論點基礎上推衍而成的。魏源的《詩古微》二卷本是道光四年初刻、道光九年重印的，其卷之上《毛詩明義一》說：“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心，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心焉。”而龔橙《詩本誼序》說：“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周公用為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托之誼，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兩相對照，不難看出龔、魏二人《詩》義觀的因承關係，而隻是龔橙在魏源的基礎上說得更為全麵，“更為精到”。
（夏劍欽文，原載《書屋》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