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湖南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我高祖父的著作，十分感謝。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要依靠史料，我沒掌握史料，不敢妄言，隻是不斷聽人說高祖父教子有方，我想說明一下，這不全是高祖父的功勞。
高祖父一生轉戰南北，為官四方，哪有時間閉門教育子孫後代。靠幾封家書能頂用麼？能約束子孫不出紈絝子弟麼？後來曾家之所以書香飄數代，代代出人才，他的二媳婦郭大夫人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曾文正有兩個兒子，伯太公紀澤（字惠敏）襲了爵，從事外交，與沙俄簽署了伊犁條約，寫過西行漫記。太公紀鴻身體不好，不喜歡八股文，而喜歡數學，圓周率演算到五百多位，還發明了什麼公式，手稿現存湖南省文史館，是一位公認的數學家。我在他的藏書中還見過不少占卜、星相、氣功的書，可見閱讀之廣，考了幾次，不能入闈。三十多歲就因肺結核死了。如果高祖父憑著權勢，和考官打個招呼，太公就用不著這樣拚命去讀八股了。
太婆郭大夫人有學問，她是湖北翰林郭沛霖公之女，陪嫁的書籍就裝了兩個房間，她把高祖父的原則性指示，一一落實到家中。她自號藝芳老人，此號諧音於三字經“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她有七個兒子，十七個孫子。雖不敢說個個都是謝家之寶樹，但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倒是不假。後來我姑母曾寶蓀女士創辦藝芳女子中學，校名就是紀念太婆的辛勞。
太公紀鴻謝世之後，太婆閉門教子，我祖父名廣鈞（字重伯）是她的大兒子，十幾歲入闈，二十歲參加殿試，欽點翰林，成了天子門生。完成了太公未竟之誌。祖父廣鈞是近代頗有點名氣的詩人。他不善官場遊戲，放任廣州，見了撫台大人拱手不拜，掏出名片一尺二寸長，為上司所不悅。他不久拂袖回北京，當個編修，為朝廷修史，是個閑差。戊戌政變前與康、梁友善，他們酬唱之作早已出版過。戊戌政變時祖父廣鈞因事回湘已三月，末受牽連。太婆卻在北京，她頭腦冷靜，遇事不慌，命家人速去湖南會館，燒了會館的會客登記本，搶在慈禧之先。要不是太婆精明，戊戌殉難的君子就不會隻有七位。祖父廣鈞逃了這一劫，更不常去北京。他在長沙的時間居多，是老字號飯店的常客。他吃飯不用付錢，一首詩或一幅對聯就夠應付一年半載的了。記得他寫給玉樓東酒家老板的詩是這樣的，“車如流水馬如龍，隻為朝朝腹裏空，麻辣仔雞湯泡肚，人人齊上玉樓東”。廣鈞的維新思想也表現在家中，女兒不纏足，不包辦婚姻，兒女都進洋學堂。他的大女兒曾寶蓀女士，十幾歲就去了倫敦，是劍橋大學第一個亞州女碩士。回國後在長沙小吳門的局關祠處購地一塊，辦起了藝芳女中，桃李滿天下。當時與毗鄰的船山學社常有地皮糾紛。船山學社是紀念明末大儒王船山先生的。船山先生不肯做清朝的官，閉門治學，著作及藏書極豐。乾隆修四庫全書就參考了船山先生家中“借”來的一些資料。清朝文字獄盛行，對出版物控製很嚴，誰敢出版船山先生的著作？高祖父憑著自己顯赫的地位，大量編輯出版了船山先生的著作，多處興修船山學社，船山紀念館等，清廷也隻好睜一眼閉一眼，這部分文化遺產才得以保存。
高祖父為官廉潔，不論在北京還是長沙，均無房屋，隻是晚年在湘鄉起了一幢屋，叫曾富厚堂。比起其他湘軍將領的房屋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曾家人丁不多，又都在外自食其力，平時並無人住。抗戰時我隨父母回老家，房間裏長了青草，有黃鼠狼出沒。老家的建築就像放大的四合院，雕梁畫棟，上麵裝飾著很多四個爪的龍，狀如鳳爪。這是清朝的規矩，漢人是“生不封公，死不封王”，公爵家的龍隻能有四個爪，以區別皇室成員，正廳上懸掛著高祖父自書的字匾。匾的左上角有小字注解：“讀書以訓詁為本，做詩以聲韻為本，事父母以得歡心為本，做人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養生以製怒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帶兵以不擾民為本。”家中的管理製度一律按老規矩辦。平時不能賭博，過年卻可以開賭十五天。一般是男女傭人自行設局開賭，主人不管。曾氏各房也設賭，賭的是詩寶，如今看不到這種賭局了。舉例說，春風又綠江南岸，就可以設賭，把綠字隱去，下麵寫1，過、2，暖、3，綠、4，拂、5，吻，請參賭者押一個字。每一個字放進詩裏都很通順，要猜原詩用的是什麼字，並不容易。正月初八要宴請農民，開席二十幾桌。大大的四方桌子，每桌六人，空著一方上菜。那一天，我必須穿得幹幹淨淨，由老家人帶著，到每桌的空方作一個揖，重複老家人教我說的吉利話，敬酒一口，代替長輩感謝他們一年的辛勞。每人還發一塊油布，吃不完的菜讓大家帶回家。